​郭德纲的玩笑

近日某盛典上，郭德纲当着沙溢胡可的面，五次调侃安吉，说“我才是你爸爸”。随后郭德纲发微博回应此事，称这只是熟人之间的玩笑：“我跟他们夫妻这么逗着玩够十年了，如果人家不开心，我十年前就应该道歉。当然，现在不开心也道歉”。

什么是性骚扰？

裴谕新：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规定，凡是让对方觉得不愉快的跟性有关的玩笑或者行为，甚至只是做出一个性交手势或者拿一个性玩具在对方面前展示，只要让对方觉得不愉快，都可以称之为性骚扰。

侯虹斌：

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最早提出以性别歧视为基础界定的性骚扰概念，并在《职业妇女性骚扰：一个性别歧视的案例》一书界定性骚扰为：“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施加违背意愿的性要求”。性骚扰其实与权力相关。

玩笑背后的权力关系

侯虹斌：

首先，郭德纲的玩笑里含有一个意思：我和你妈妈发生过关系，我有这个性能力。这个现象很多地方都有，看上去无伤大雅，但实际上意味着这小孩可以欺负，可以性骚扰他妈妈。但是你敢对你上司或者与你有利益关系的人这样说话吗？

其次，郭德纲重复了五六遍“我是你爸爸”，这不仅仅是性骚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娱乐圈里的权力比沙溢胡可大，而且这里面还含有一种群体性规则：你经得起被人欺负我们才认可你，你经不起欺负就是不合群，我们这个娱乐圈就觉得你不行。

裴谕新：

就是说，你要是进入这个圈，你就要受苦，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受苦过来的，所以现在轮到你了；

另外，从郭德纲的趣味来讲，或者从我们见到的中年男人的趣味来讲，他会觉得说“我是你爸爸”，别人一定会认同他。可能有些观众还会觉得心里特得意，好像自己就变成了郭德纲，可以去占人便宜。

侯虹斌：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某种规则上，弱者很难去公开表达他的看法，因为他公开表达的话，就表明我不玩你这个圈了。

今年年初，柳岩被人扔进水里，最后竟然还是她出来道歉，没想到自己被人欺负这件事引起这么多重视，意思是，他们不是欺负我，而是开玩笑。

所以当郭德纲这件事发生时，如果哪一天是沙溢胡可向大家道歉而不是郭德纲，我完全不意外，因为这就是里面的权力规则。

怡霖：

这更多的不是一种性方面的想法，而是在显示他自己的权力。

这让我想起林志玲早期刚来内地发展的那几年，她自己在一个访谈节目里讲到，在一个聚会上有人来敬酒，林志玲说她脸过敏喝不了，当时某天后级歌星就怒了，说“你装什么装，这酒你喝不喝，你敢不喝？”然后林志玲就喝了。

侯虹斌：

某公开活动上，冯小刚和范冰冰有一个合作，所以他们礼貌性地抱了一下，然后冯小刚就说“啊，胸好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性骚扰。

范冰冰已经很有权势了，但某种意义上，冯小刚相对于范冰冰来说，是知名大导演，也许范冰冰某一天要有求于他，或者以后会有合作；另外一个权力意义是，他是男人，即使是同级别甚至还略微低一点，男性始终认为我比女性要高，我可以骚扰你、凌辱你。

我在想，假如是我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下遇到这种事情，即使我意识到这是性骚扰，但可能因为这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仍然不能够公开地反对，不太愿意截然地把这个面目拉开，所以想想还是蛮可悲的。

裴谕新：

像柳岩，其实是因为在大家欺负她之前，就已经被贴上一个“性感炸弹”的标签，她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大家都拿一个女性作为攻击对象的话，实际上，无意之中就建立了一种男性的联盟。

我们访问过一些女企业家，她们说在工作场合常有男性会说“我们抱一抱啊”，可能抱得特别久、特别紧，而她们因为工作上的利益也没办法做出直接的反抗。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性骚扰了，这不是打你一巴掌，是一种友好、裹着糖衣的炮弹，看起来好像是调节彼此间的气氛，“我跟你熟我才跟你开玩笑的”，甚至有些人会说，“因为你长得好看所以我才跟你开两句玩笑嘛，你要是丑我还不理你呢”。

怡霖：

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以此作为考验对方的方式，看你能不能忍得住。特别是对于刚入职场的女孩，有些上司会有意无意地摸一下头发，一旦你好像有明显的反抗或立马流露出不悦，他们就觉得这个女孩不行，心胸太狭窄，或者是你太大惊小怪，你开不起玩笑，类似这种评价就会出现。我们访问的一些女企业家，她们能成功，就是心很宽，不会斤斤计较这些，即使有这样的性骚扰，也装不知道。

侯虹斌：

其实，合适的情况下，女生还是可以给自己争取更多空间。

我一个朋友以前在地方做主持人，一次聚会时，一个比较大的领导要跟她喝交杯酒，并对所有人说，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其他人就起哄说快喝快喝，“给他一个面子”、“这么大的领导能看得起你”之类的话。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跟你女儿一样大，如果你的女儿在酒桌上被一个男人这样强迫喝交杯酒，你会开心吗？把那个领导说得青一阵白一阵的，其他人就说，开玩笑的。但是我朋友说，“这不是开玩笑，要不要把她女儿叫过来，让大家观摩一下喝交杯酒”。领导脸色都白了，后来没吃完就走了。

她是当着所有人面前说的。

从此以后，没人再敢对这个她提出任何陪酒的要求，她的事业也没有受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好惹，欺负她，她也会让你付出在所有人面前丢脸的代价。

有时候，玩笑性的夸奖也是一种冒犯

裴谕新：

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些中年人自己在单位里位高权重，已经习惯跟女同志开玩笑，这个时候他在聚会上跟女同学开玩笑，就说“哎呀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漂亮啦，你看你穿这个小短裙腿白的呦”。

这明显是冒犯了这个女同学，她的身体又不是放在展架上让你观赏的。

而且，在国外有些场合，夸奖别人容貌是不合适的。

侯虹斌：

比如说在一个酒吧里，大家都单身，大家默认是一个娱乐场合，不过分的恭维是可以接受的。

但假如我是一个外交官，我们要谈国家与国家的利益，而你一开始说“美女呀”，你就把自己这个国家的形象给打折了，因为她这个时候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涉及到严肃的利益问题，靠的是能力而不是容貌。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玩笑也跟场合有关。

裴谕新：

实际上，你评论一个女性外交官“美，穿的衣服很得体”，这里面含有一种轻蔑的意思，因为，你没有把她看作一个对手，你认为她职业上的表现都是不值一提的，容貌上的表现才能引起你的注意，没有把她放在跟你平行的位置上来评价，并且含有攻击意味。

比如我们有些女教授如果打扮得非常漂亮，去做一个非常严肃的报告，主持人就会过分强调“这是一位美女教授啊”、“今天特别荣幸有美女来给大家讲座啊”，这种就是非常不合适的。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发一个朋友圈，他不在朋友圈里评论你，他专门发私信你，说你是里面最漂亮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侯虹斌：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经常碰到。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们之间的友谊其实根本没有达到他可以随便评价你、表扬你的程度。

我希望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有条界限，假如你不知道你跟他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的话，甚至连表扬都可能是一种冒犯，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

骚扰与玩笑，你我如何应对？

裴谕新：

玩笑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你开玩笑的目的是让两个人变得更加亲密，互相尊重，而骚扰是用玩笑来包装。

如果是性骚扰的话，你其实是要压制别人，你能感觉到你占在上峰，洋洋得意，然后对方又没办法去反驳你。其实，开玩笑这个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这个玩笑与骚扰的界线的。

怡霖：

之前有一个男性问我，是不是你们女性在这些方面过于敏感，我们就是开开玩笑，你们却把它上纲上线到性骚扰。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是对我开这个玩笑，就要看我高不高兴，而不是你认为它只是玩笑就行，我觉得你对我开的玩笑冒犯了我，那就是性骚扰。

因为开玩笑是双向的，而性骚扰是单向的。

侯虹斌：

第一，女性如果是被人开了很不喜欢的玩笑，要尽可能去反驳、反对甚至抗议；

第二，男性要知道，如果你们基于侮辱性的玩笑，女性是完全可以反抗的，在法律更严明、女性意识更强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西方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像包贝尔出了柳岩那件事情后，可能短时间内他的事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现在很多人一提起他就很反感，长久来说，他的形象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郭德纲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也许他还有一些粉丝，但我知道很多他的粉丝已经转黑，认为他不应该这样。

裴谕新：

大家要形成一种共识，用这种性骚扰去压制别人的话，实际上是非常low的，不仅得到不了想象中的那种胜利，反而会被大家看不起。

会开这种玩笑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处理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根本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如果永远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话，你在生活中就会发现自己会处处碰壁，情商低就意味着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而现在人际关系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资源。

整理 丨 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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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性版的“锵锵三人行”

这是一档有内涵有颜值的直播节目

重塑新时代的女性主义

​2017-01-02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前不久，国内有个最红的视频自媒体号，做了一个视频《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讲述了作家卫慧现在的生活。在这个视频里，她穿了一件深色棉麻素袍，脸色庄重深沉。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想到她会以一种这样的姿态，重新了现在世人面前。

也许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她了，但在2000年前后，卫慧非常走红，她的小说《上海宝贝》，因为作者是美女，半自传，又有大量性爱描写，半年售出超过十一万本，这还没算上盗版呢；《尖叫的蝴蝶》《像卫慧那样疯狂》等书，都极尽撩拨之能。你所知道的情欲叙事、身体写作、美女作家，这些非常“燃”的词，都是十多年前由她来开启的。而且，在西方世界，她的书也很畅销。

在卫慧小说中，和情欲放在一起的，还有物欲，赤裸裸的物欲，永远是“他脱下我的CK内裤”，无所不在的品牌、身份识别符号，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欲望都市的奇观。在品牌拼凑成小说这上面，郭敬明都得喊她一声“前辈”。

这些年来，卫慧在美国定居，宣传新书，忽然“咚”的一下就没有消息了。

现在从视频里知道，9年前，她放弃了美国绿卡回中国，迅速结婚生子又离婚；现在，她成为了一位家庭系统排列导师、禅修者。

“家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是德国人伯特·海灵格建立的。我摘录一些百度上的定义和描述吧：“世间诸多的问题，在家排看来，无不源自于爱。觉悟的智慧的爱使人幸福，盲目的迷失的爱会带来种种痛苦。……基于当代量子物理学及生命全息的理论，这些莫不与家族系统中能量流动的顺畅与否息息相关。”

简单地来说，就是“用爱发电”，还可以召唤出各种各样的灵验。

在这里，不去评判“家排”这种玩意儿是好是坏，但总的来说，这就是一种“信则灵”的“神秘学”，与心理咨询似是而非，而且价格非常昂贵。

从卫慧前些年写《我的禅》，她走到今天，也不是没有前兆的。

这些年，我也认识一些高知分子的女性朋友，在她们经济达到一定的自由的时候，忽然转向了“身心灵”这一类的东西，要么当导师，要么成为信徒。她们非常虔诚地说，自从入了门之后，让她看到了灵异事件，“神灵”附体，感受了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泉……而且她们还会努力让你相信那些都是真的。没有哪次，我不被她们神叨叨的说法吓得毛骨悚然的。

它们可能各种宗派不同，但不管是“身心灵”“拜上师”“家排师”或者别的，它们的共同点是：玄妙的，不可言说的，诉诸非理性的，用科学无法与之沟通的。 

女作家的转向，卫慧绝不是第一个。一度与她齐名的上海“身体写作”的作家棉棉，微博名是“棉棉mianmian素食”，曾发了一条：“若见他人过，当省自心慢，原谅能息恶，金刚即萨剁——上师法语。”

至今仍活跃着的作家安妮宝贝，早几年更名为“庆山”，她经常使用“修行”一词，不久前也发了这样一条：“我一切都好，有时只是想净化一下生活，简单地活着，暂时没有表达，勿挂念。”

其实，这几位在两千年初最大红大紫的女作家，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她们都是写情欲的一把好手，更是喜欢进行各种物质的堆砌，不管是彰显有钱土豪有品味，还是清淡低调有品味，物欲就是她们笔下的隐形主角。同时，她们都是畅销书作家，很有钱，非常有钱。

年纪轻轻的时候，她们已经享受到了最充裕的物质生活，有过丰富的人生体验；现实生活要打动她们的阀值太高了，没有多少值得她们在追求了。我们常人想要追求的金钱、体验、名望、地位，她们唾手可得。而这些作家又是敏感的人、聪明的人、不甘心平淡的人，还要想寻找新的突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玄学”“禅”“灵修”“佛”之类的东西，作为人生的突破口。

不止是历经喧嚣的女作家们，这类“神秘学”，也成了无数功成名就或者生活无忧之后的中年人的完美藏身之所。接近它们、奉信它们，不像学术或者知识一样，需要扎实的基础，需要循序渐近的学习，还得认真思考；学术和文化这些，都是真功夫，偷不得懒。学一门手艺啊、好好健个身、跑个马拉松啊，这些也是扎扎实实的，每天努力多少，都可以验证，也不能虚晃一枪。而“灵修”，要求的是有钱供奉、有钱去上课、亲近“上师”或导师，感悟，静坐，天份，灵性……是好是坏，都是一张嘴。

而且，一旦接近这种玄妙的东西，神乎其神，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会认为格调很高——当然，既听不懂，又要很多钱啊，格调能不高吗？

这个角度的自我突破，是最轻松的，也是最能拿得出手的。

女作家只不过恰好是这些成功人士中的一员而已。

跟男性成功人士的盘手串、穿唐装、搞国学、拜上师，认证仁波切等等一样，女性成功人士也可以玩玉佩、穿唐装、拜上师、成为“灵修”专家。如果是作家，那在这些之上，还有话语权，还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有的，比如说卫慧，还可以通过这个再赚一笔。

之所以这么多人都选择这条路，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不安全感太强了，成与败都出于不确定因素，翻云覆雨，所以越是成功人士越是笃信各种不可知的力量，神秘学；包括马云、王菲、李连杰这样的顶尖人士。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文化人、社会精英，思想资源太过匮乏，学习和思考能力不足，他们不愿意学习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世界观，想取巧，才纷纷掉进“神秘学”的坑里。

不过，他们要是真愿意，就随意吧，人本来就有退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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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阅微闺房笔记

​2017-01-13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凤姐不仅努力，而且还有那么多奇迹支撑着她，包括意外地走红，神奇地去了美国，早已飞得远远超出她的出身所能想象的最高点了。但在城市精英看来，仍然飞得太矮了。"

希望你能看明白，我的旨意并不是在批评凤姐，而是批评这种“精英”。

也希望你能看明白，我在反讽的是什么，不要再来质疑我为什么看不起和嘲笑凤姐了，不要把我批判的观点当成我的观点了。

凤姐又一次爆红了。

当然，她本来就很红，而且，一直还断断续续地停留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不曾消失。

不过，新年伊始，她的公号文章《罗玉凤：求祝福，求鼓励》还是成了一篇爆款文，并且引发了一波汹涌的争议。

凤姐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当中？往好的说，她是网络上的名副其实的大V，微博几百万粉丝，凤凰网主笔，还去了美国：这些标识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了。

但另一方面，她在美国是一名修甲师，经济不宽裕，并没有交到稳定的男友，她诚恳地表明自己仍然是美国的底层……

有些人看来，凤姐是一个励志典范，她正在走向成功。然而也有人认为她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还有人这样评价她：浑身虚假的包装货，说她一个字都多余。

其实大家都明白，所谓的“成功”是相对而言的。“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的常态。

假设一个农村女性，能通过努力走进城市，找到不错的工作改善生活，就能算是成功了。竟然不靠婚姻就能去到美国，并扎根下来，那就更了不起了。

但凤姐的奋斗路径，以及她如今的结果，完全在精英的期待之外，这才是争议点。

这十多年来，网红风起云涌，只有两位网红是依赖着“审丑”成名的，并且真正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位是芙蓉姐姐，一位是罗玉凤。

问题在于，宋小宝或贾玲等这样的喜剧演员，再来自底层、扮相再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观众，都能划清生活与角色的关系，不会把角色的“丑”误植于他们个人身上。而芙蓉姐姐与罗玉凤，则是把自身融进了“丑”之中，“丑而不自知”；不是认为自己美若天仙，就是认为自己才高八斗，看起来还像是认真的。

正是她们的这种愚蠢荒诞和认知错位，才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一炮而红。

而且，她们一直在持续地制造话题；她们吸引人的方式，始终都没有脱离“丑”这个范畴。

但凤姐或芙蓉姐姐，真像她们展现出来的这么愚蠢和可笑么？

这么多年来，芙蓉姐姐一直在跑各种活动，收入不俗，她或她的经纪人当真不知道她的“Ｓ型舞蹈”的水平如何吗？肯定知道，但她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丑，就要丑到底，才能符合她的人物设定，才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比如凤姐，真的不知道自己不可能嫁给奥巴马吗？在一定程度上，她也必须吻合大众对她的无知和狂妄的想象，才能继续葆有话题度。

她们，不过是明白了，只有持续成为审丑的主角，才能够收益最大化。虽然，她们的“收益最大化”，在有学历、有资源的精英们看来，仍然不值一提。

在这篇《求祝福，求鼓励》中，逻辑是很清晰的：凤姐出身农村，母亲早就教导她“你要认命、这就是你的命”；但她坚持不认命。可通过各种考学、打工、试图写诗等等方式，都无法改变命运。她剑走偏锋地去征婚，不管这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却走红了。

凤姐算不算是一种自戕式的表演？她的自我矮化与自我丑化，算不算是一种通过践踏尊严来获得关注和成功？

这确实是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她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着大家的嘲笑才红起来的，当大家不再嘲笑她的时候，她的关注度就会少了。

这几年，她持续不断地努力，正在从一个“丑角”转化成“正旦”，想显示她的写作能力。但这条路是非常拥挤的。不依靠卖“丑”和卖“苦”，她还能停留在关注的舞台上？没人知道。

更残酷的是，凤姐不仅努力，而且还有那么多奇迹支撑着她，包括意外地走红，神奇地去了美国，早已飞得远远超出她的出身所能想象的最高点了。

但在城市精英看来，仍然飞得太矮了。

凤姐还是太穷，还是没有改变社会地位；而城里人一出生，天然地就比凤姐死去活来地努力飞翔的海拔更高了，他们除了欣赏凤姐可供“审丑”的那一面，怎么会觉得她成功呢？

归根结底，凤姐还是不够有钱，不够成功；要是她安心岁月静好、含笑面对生活也罢了，偏偏她又不肯认命，一心想“成为你们”。这难道不好笑吗？

这让我想起欧逸文在《野心时代》中写道，他在采访之后发出感概：“在农村的等级排行，地位唯一比年轻女子来得低的人，便是对未来还心存志向的年轻女子。”

凤姐正好是这个等级排行中最低的那一类人。

首发于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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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阅微闺房笔记

2017-01-17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这一两年，各大主要官方媒体，都会隔三岔五出个新闻报道，忧心忡忡地阐述农村嫁女的彩礼太高啦，男人结不起婚啦。每次，下面都会收获一面倒的挖苦：二十年前你们把女孩往土里埋，现在反倒嫌媳妇贵？这不是重男轻女合该此报应吗？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齐鲁晚报》就报道了邹城市一个村的“移风易俗”，“80%的村民都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并详细报道了当地第一个没要彩礼的新娘子赵小姐。这个报道非常有典型性，我把重点列出来：

新娘是1990年出生的。新郎在外当兵6年，这是军婚。男方每年回家一次，两人是异地恋，只在每个周末凭借QQ聊天和电话联系。

新娘新郎不收彩礼和嫁妆，婚礼也很简单，新郎家的亲朋只吃一顿午饭，每桌也只有一碗菜。有照片为证。

新闻还说，“张楼村80%的村民都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村里女方结婚不愿意这么节省，村支书要上门去说服……报道的导语是：

“在外当兵6年的张XX回来结婚了，而更喜人的是媳妇家没要一分钱彩礼，三鞠躬就办完了典礼，这一下子轰动了十里八乡。”

这些新闻的问题，不在于有人结婚不要彩礼，婚礼简单，这是“中性”的，没有对错。我知道的“裸婚”“不举行婚礼”的朋友相当多，这些只是个人选择。问题在于，报道花了很多笔墨来详细地描述婚礼的简朴、寒酸、不合情理，然而主旨却是在赞扬。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宣传，浓浓的恶趣味扑面而来。

宣传点在于哪里？在于女方如何忍受男方的抠门（至少，新闻是在故意渲染），如何违逆正常人情道理和人伦，顶住压力结的婚。

新郎新娘自己愿意，也就罢了；媒体却是要把人家丑化成“黑典型”吗？这种方式，很符合过往的报道路径：一定要把道德模范写得很惨，希望得到的效果是：这么糟糕的婚都有女人愿意结，你们别的女人还不赶紧结？

可对女性来说，这就是“反婚广告”。

关于农村彩礼，通过媒体叫屈的报道早已不计其数。西北的陇东地区，因为彩礼问题多次上过新闻，就以陇东为例吧。一则报道中称：

“陇东人们最头疼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给儿子娶媳妇、二是盖（买）婚房。据笔者调查，近年来在陇东一带农村，娶媳妇彩礼钱连年上涨，最高已达20多万元，最低七八万元。城市彩礼钱最高10万元，最低5万元。但让城市小伙子压力山大的不仅仅是彩礼，还有丈母娘要房要车要排场等附加条件。”

对当地来说，应该也算不小的负担了。

但解决问题，不是强制不要彩礼，而是要看源头。源头就是重男轻女。因为重男轻女，导致二三十年前，大量的女婴被选择性堕胎，或者出生后直接杀死。如此一来，多年后适婚年龄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同时，因为农村地区的女性不能参与分配土地（即便能分配、比例与数额也比男性少），没有财产继承权（即便有也无法与兄弟相比、一旦结婚通常都被剥夺了继承权），更没有平等的权利与人权。侥幸存活的女孩养大了之后，稍为有点能力的，都不得不出外打工。这些年轻女性，哪怕在城市也只是边缘的打工人群，但所得到的人权与自由度，也比农村家乡更多。出来工作多年的女性，很少有愿意回乡结婚的。

另一方面，有权继承农村的土地、宅基地和祖辈财产的年轻男子；懒得出门打工的年轻男子；或者出门打工不顺、回乡还可以啃老的男子，自然就比留在乡下的年轻女子，多了很多很多倍。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女孩当然奇货可居，一家有女百家求了。

重男轻女的恶果，除了男多女少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把女人不当成人，而当成商品，惯于用“值钱”“不值钱”来衡量。越是性别平等的地方，越是不需要彩礼，或者至少娘家出的嫁妆也相当可观。而越是讲究彩礼的地方，越是重男轻女。这些地方的女婴能活下来并成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女孩现在越来越“值钱”了。

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在不少农村地区，因为男人很难娶到媳妇，就算离婚带娃的女人，再婚也非常抢手；但带女孩的女人，又比带男孩的女人“抢手”得多。因为，离婚女人带的“女孩”，也是一个以后会升值的“值钱”“商品”呢。

重男轻女的问题不解决，把女人当商品的根源不解决，然后规定，所有的女人一律贱卖，不贱卖的，看村干部怎么整你们——这是解决之道吗？

不要以为这种做法很滑稽，从山东邹城市已经看到端倪了。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写道：

“……所以，各级党委、政府要有所作为，在限定地方最高彩礼数额上限的同时，将其纳入对县乡（镇）党政一把手及精神文明建设年度考核指标之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这种釜底抽薪的计策，相当于强行要求所有的Chanel、LV、Gucci都只能两百块钱卖掉。结果是什么呢？人家根本不卖，或者不在你们这儿卖了。

既然要把女性当成商品了，就得尊重商品属性、市场规律。强行定价起不了作用。

像前文所说的邹城市的这种宣传，要是宣传不得力，没人知道也就罢了；如果被广泛传播，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以后绝不能在这里嫁娶。对于那些好不容易抚养大女儿就等着回报的广大地区来说，就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宣传方式。

说了这么多，我是认为高彩礼就是对的吗？不，并非如此。彩礼的高低，是商品的定价策略；但把女性当作商品的前提就是错的。我反对行政手段强行把女性贱卖，并不等于我认为女性定了高价就是好事。

彩礼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手中，情况并不一样。有的是女方收到彩礼后回报以近似价值的嫁妆，有的彩礼是回馈给女儿的小家庭；这两种，算是一种习俗；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彩礼是给父母的，有的就是给兄弟们娶媳妇用的。

彩礼高，并没有提升女性的价值；女性不过是从父系家族进入到夫系家族当中，还是没有自己的地位。为什么女性作为商品这么“抢手”？因为嫁入夫家之后，可以为夫家养儿育女，侍奉老人，操劳家务，共同赚钱，还是稳定的性伴；生下的孩子跟夫姓，万一离婚了妻子就被扫地出门，别说抚养权连儿女的探视权都没有——既然如此一本万利，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对结婚的渴求度是非常高的。为此，他们不惜花上一家的积蓄去娶妻。虽然昂贵，但是物有所值啊！

其实，娶不起妻子的男性仍然有解决的途径，那就是入赘。然而，央视报道里“陇东婚事”几个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小伙子，媒人一提入赘，甚至女方家还能出一点彩礼钱，那几个人立刻一脸嫌弃的样子。显然，他们知道，“入赘”的女婿就如“嫁人”的女性一样，在新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是为新家服务的。他们不傻。

既然如此，买不起，娶不起，可以不娶啊。可是不然。媒体或者一些学者经常会利用他们，对社会进行威胁和恐吓：不解决这些人娶媳妇的问题，社会就会大乱，就会有很多强奸案和恶性事件发生。

这种论调，不就是希望女性能充当作抚慰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慰安妇吗？一个充满了这种价值观的社会，怎么可能对女性有一丝一毫的尊重？

坦白地说，不要说当今中国的社会男多女少非常严重，就算男女数量一样，也会有大量男性无法结婚，不单是因为条件差或穷，而是因为这些人不尊重女性，不把女性当人，本来就不配得到婚姻。在不解决重男轻女、男贵女贱这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就算每个女人的彩礼都抬到一百万、一千万，或者强行禁止彩礼，女性的地位都不会得到改善。

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经济条件不错、受教育程度也高。但他们的观点是：“千万不要生女儿。”为什么？“我不是重男轻女，而是因为女孩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

这是一种新题型，性别歧视换了一个马甲就跑出来了说话了。但这也是客观事实。经济的发展，令现代都市中看起来一片岁月静好，到处都是打扮得花红柳绿的漂亮女孩；这些表面现象，很容易遮蔽真实问题，让人以为“男女已经太平等了”。但一到严肃考虑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门儿清，知道生下了女儿，就意味着她进入了hard模式；她要突破很多性别障碍，比男性要面对更多的潜在伤害。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仍然高居世界最前列的重要原因。

高彩礼，只是对女性人格和价值贬低之后的一种抚恤金，是一些女性的家庭抚养了“赔钱货”之后的畸形补偿。很可惜，如今，在很多地方，女性作为一种商品，已经具备了市场价格了，这不是以行政命令、父母、或者女性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通过权力来打压，只会遭到更大的反弹。

然而，现实的这个社会看起来，妄想解决这样问题，却对男女平等一点兴趣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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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阅微闺房笔记

​2017-02-17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前不久，河南安阳出了一桩凶杀案，新娘在新婚之夜被锤杀。犯罪事实比较简单：

这位姓陈的新郎，父亲是位农民，三个姐姐都嫁了。去年夏天，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二手房，还买了一辆车。“有了车，有了房，陈某某找对象便有底气了，媒人也找上门来了。”媒人介绍了一位家住某村的女子，彩礼11万。陈家同意了，并且在春节前后举办婚礼，结果新婚之夜两人就发生了争吵，陈某某杀人。

很快，凶手也已被警方控制，想必他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令人玩味的是，几乎所有报道此事的媒体，都主要在说明凶手家里多么想娶妻，这个彩礼出得多么艰难；继而更说明，现在彩礼问题对农村来说，是多么痛苦。

按理来说，反思某件事情引起悲剧，要依靠直接相关性，要分析大数据。

买房买车，是新郎自己及家人的自主行为；交彩礼娶妻，同样是新郎的自主行为；不满意可以不娶。新娘并没有欠他们的。而文中却把被杀者当作灾难的来源，这难道有基本新闻素质的报道吗？

《郑州晚报》的这篇《新郎新婚夜锤杀新娘 因彩礼争执男方被关卧室外》，是较早的信源和长篇报道，被传播很广。

该报道后面大篇幅地写了彩礼的危害，其中一大段就是写“无证驾驶去相亲肇事求顶包“以及车祸逐年增加的“相关新闻”。结论是“在不少农村地区，由于彩礼及车辆严重超出老百姓所能承受的经济范围，已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社会问题……”

瞧，无证驾驶去相亲，出了车祸了找人顶包，这都能把锅甩到高彩礼的身上，这种发散思维，也是无以伦比了。

这种报道，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报道者的职业素养与逻辑能力低下，不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二是，彩礼已成了某些地方政府限价的重要目标，所以需要调动各种舆论力量来造势，打压彩礼价格，哪怕颠倒黑白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种价格调控，既没有正当性，也不会有效果。悬殊的供需比注定了价格是不可能下降的。

我并不说高彩礼就是好事。但既然无论男方、女方、买方、卖方和政府都把女人是商品作为前提了，把相亲市场称为“人市”，那就按照商品的属性，好好让市场价格发挥作用吧。

紧俏商品和稀缺商品的价格，再高都有人买，这是能打压下去的吗？你要打压，那人家就不在你这里“交易”了，人家就不嫁这里了。

这种供需比悬殊的原因很明显，套用大家已非常熟悉几句话吧：

“她们都被你们杀死了，你只关心他们娶不上媳妇？”

“当初是你要堕胎，堕胎就堕胎；现在又要女人爱，女人哪里来？你家儿媳土里埋，已有二十载。如今这帮繁殖癌，想起媳妇来？”

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366万人。即便在适婚年龄里，也基本就是这个差距；这也就是所谓的“三千万光棍”的由来。

而实际上，不愿结婚的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她们多集中在城市，变成所谓的“剩女”；这么看起来，光棍其实远远不止三千万。仍然愿意在农村结婚的女性，凤毛鳞爪，价格自然居高不下。所以才会有《甘肃光棍村：女方像皇后 一天看30多个男子》这样奇葩的事情发生。

但卖出好价钱，根本不意味着农村女性地位就高了。越是穷困的地方，彩礼钱就越高（占收入比越高），一般也是最重男轻女的地方。越是发达地区，越是疼爱女孩的地方，就越不看重彩礼钱，即便是要彩礼也会有近似价值的陪嫁。

而且，穷困地区的彩礼钱，一般都不会落到女孩手中，它是落到父母手中的卖身钱，是给兄弟们娶妻的赎身钱，女性本身不过是从父权手中转移到夫权手中。

高彩礼，只是男权社会的副产品而已。它保障的是父权；最终还是男性受益。你若要为夫权而削减了父权的利益，且看父权答不答应吧。性别失衡结出的恶果，受益者永远不是会是女性。

彩礼高的本质，就是女性地位低下。

在不少农村地区，女性出生之前、性别选择就已减少了一部分；出生后，以隐秘的方法杀女婴又占了一小部分；成长时，不鼓励女性受教育；分财产时，女性分不到或少分土地和宅基地，分不到财产；婚姻中，家暴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

能活到成年的女性，只要头脑灵活一点的，有多少愿意仍然留在贫瘠的、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基本人身权利的农村家庭里了？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一旦政府希望把年轻女性这样的“紧俏商品”压价，女方家庭的选择就是：不在这个地方择偶，换个地方。

在不平等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民间自发抬高的彩礼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均衡，让贫困地区少部分经济条件稍好的年轻男性优先挑选出来。

在自然界里，雄性动物的求偶属性和欲望更强；然而，只有其中优秀的雄性，才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下来，大量的雄性动物是没有交配权的。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面，也是如此。自古以来，贫困男性普遍择偶难，中西方皆然。除了女性天然出生比例低之外，杀女婴是很多古代地方流行的通则，加上还有一夫多妾，奴婢制等因素，贫困人口男性终生独身，是大概率事件。

只有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一夫一妻制成为共识，那些底层人口才有可能娶妻生子。

但享受了文明社会的荫蔽之后，仍然没能找到合适配偶的贫困人群也必须接受一个文明社会的规则：婚配一定要尊重对方；不可能是配给制。必须靠政府打压或强制女性来迁就的雄性动物，本身就是自然淘汰的产物，他们不适合人类文明的需求。

结婚并不是人类的必需品，上帝不负责给每个人发一个配偶；结婚是奢侈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女性，已能接受这个事实了。而那些远远超过三千万的男性，也必须接受这种现状。

啥时把女人当人了，而不是一件商品了，自然就不存在彩礼这样的市场了。

原文首发于“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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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0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我住在大学里面，大学生骑自行车的需求特别大，所以，在经常看到在自行车密集的区域会有不少整整齐齐的小红车、小蓝车、小黄车；他们都是各式各样的共享自行车，来自摩拜、ofo、小鸣、小蓝等等公司。

但近来，这样的漂亮、齐整、有标识性的自行车就越来越少能见到了。偶尔，又会在离宿舍较远的小树林边、人迹罕至的实验楼背后、偏远的厕所旁边，发现里面居然藏着几辆小黄车或小红车。

那时我就在想了，这种共享自行车，要破坏芯片、据为己有，太容易了；技术上怎么监测并实时制止？车子就放在路边，就算我弄坏它，只要不抓现行谁又能奈我何？道德成本也是成本，造成的损耗怎么分摊？利润又如此之薄，它怎么赢利？

许多社会新闻也在辅证着我的这些忧虑。今天，我看了一篇刷屏的《共享单车，真是一面很好的国民照妖镜》，里面实拍了对共享自行车花样繁多的破坏与毁损；我不由得一声长叹：“我向来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但是，仍然赶不上这些人的想象力：谁能想到，还有人把针插在共享自行车的坐椅上？

▍一

也许是现在的投资环境太美妙了，共享自行车的创业公司仍然处于蜜月期当中。2017 年才过了不到两个月，摩拜就宣布了 2.15 亿美元融资，接着又有报道称ofo正在准备新一轮1.5 亿美元投资，估值达到了10亿美元。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公司仍有大量的钱可以烧。

但如何能盈利，并不容乐观。而其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作为公共自行车的损坏、偷盗与故意破坏等问题。

公用物品，必然有损耗。之前，我想象的是，共享自行车有一部分是无可避免的常规损坏，例如，日晒雨淋，折旧，偶尔的小型事故。一部分是对人性的合理恶估，包括极低比率的偷盗或损毁。就像开架超市一样，这可预估的，可以预先打入成本估算当中。

可现实却非如此。结合之前媒体的种种报道，才明白这个社会的恶毒含量远远高于可预测值。比如说，把共享自行车扛回家或锁进楼道里，把共享车放进汽车后尾箱开到另一城市使用，把它加两把锁收归自己独享，把它粉刷了另一种颜色、加上儿童坐椅专用。

又比如，把共享自行车砸烂的，拆掉车头、坐椅、脚踏的，把轮子卸掉的，把车子扔在河里的，把车子挂树上的，把几十上百辆共享车堆在废墟里无法使用的。

还有人把坐椅上插上针，谁用就坑谁；有的大爷大妈们直接把共享车用绳子围起来，每次使用就交一块钱给他们……至于把二维码刮掉，把芯片损坏，把号牌拆了，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我不得不认为，共享自行车在中国的推广，非常不合时宜。之所以超市、书店可以开架，是因为其选购商品全程处于监控之下，还有一个出入门的警铃，商品的单件价值也相对不高；一旦偷东西，罪责十分鲜明。因此风险可控。而自行车，整个城市天高任鸟飞，高使用率才能分摊自行车的成本；一旦严格管理，限定使用区域，共享自行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防止这些道德风险，需要极高的管理水平，精确的控制；而一旦投入精力去精准管理了，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在没有设计出有效管理的技术手段之前，这种共享带给社会的收益会远远小于其投入。

它所照出的这些妖孽，很多已经脱离了“没公德”的范畴了，一部分人相当于盗窃，另一部分人则是属于破坏公共财物。只不过金额大小问题而已。但在“共享”这面旗帜下，违法成本极低。共享共享，我也有份享用啊；我拿走了一辆自行车而己，难道你还能把我抓起来？隔壁的张三这样干，李四也这样干，他们都没事，你凭什么说我？

这种没有监管，全靠每个人自觉的“共享经济”，不啻于把小鱼干摆在猫的面前，却禁止它吃。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千七百万人，只需十万分之一的人“素质低”，那么，共享就会失败。

不要考验人性。凡是考验人性的产品，很快都会笑不出来了。

▍二

这二十多年来，素质低、没有公德心这种负面评价，就如中国人的附骨之蛆一样，一时半会儿很难摆脱。破坏共享自行车这样的公共财物如此，插队、随地吐痰、闯红灯、乱穿马路、乱涂乱画、随地大小便、欺凌服务人员等等，也如此；现在有了网络，由这些不守小道德引起的小纠纷，更是经常演变成“素质大讨论”，最后变成嘲讽的大合唱。

中国人的“素质”当然不是这二三十年来才突然变差的。只不过以前在封闭与极端贫穷的时候，这些细枝末节不值得去计较；如今富裕了，公共空间多了，有了对比，方才觉得格外地刺目。

其实我很怕用“素质论”这样的词。这意味着，这赋予了一些人拥有裁决权，它有权力把人遴选为“高素质的”与“低素质的”；同时，可以分配给“低素质者”更少的权利，因为他不配享有。这里就会变成这个裁决权在谁手里，他如何分配权利问题了。

但实际上，大量的所谓“低素质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环境鼓励与怂恿的结果，是无规则、无是非、无法律的结果；他们是社会培养出来的。扭转这些人的“素质”，甚至不需要长期的教育，只要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结结实实地让破坏公共道德的人付了代价，他们的逆毛马上会顺过来，服服帖帖了。

几乎我们日常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没有公德心的“缺德事”，肇始者理直气壮，无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很多人都这么做”，集体当中没有是非；二，做的人基本上不受惩罚，无需付出代价。

就像前两天，有清洁工刮花了别人的豪车还满地撒泼，说没钱，最后该赔几千的只赔了500元，还有网友批评这司机不仁慈，本不该拿赔偿。——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位撒泼的女性“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是特定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守交通规则、颠倒是非是有效的，还可以降低犯错成本。这一定律常年发挥作用，行人乱穿马路，“凑齐七个就一起闯红灯”，电动车、自行车随意穿插变道闯红灯，因为行人再不守交通规则汽车也不敢撞过来啊。而敢闯红灯的司机绝对没有那么多。真的因为开车者素质高吗？不，因为电子眼看得牢、罚得重，一旦出了事故更是罚到倾家荡产，把牢底坐穿。

到了最后，那些在路边等绿灯、守规则的行人，看着一拔又一拔的闯红灯的人都过了马路了，免不了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这样的情况只要发生多次，很自然就学会闯红灯了。

社会公德这种事，是靠遵守出来的，是靠判别是非、处理公正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靠解散“低素质”人群、天降“高素质”人群得来的。

在不同的场景之下，高素质与低素质是有可能转换的。当然，最好的那一部分自律的人能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慎独；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的行为是与周遭环境的反应是一致的。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一样，“在孤立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一个群体当中，他是一个野蛮人，也是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

这种身份切换，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与“法不责众”的心态密切相关。因为个人的行为权责非常明确；而集体中责任是分散的，不明确的，所以可以恣意地不负责。一旦群体中的人犯了错，会被分摊到群体中的所有人身上；所有人都有责任，也就等于所有人都没有责任。

就如共享自行车的损毁，只要没抓现行，每一个个人的责任，被化解到成千上万个城市居民手中了。当他加入了没有责任感的群体，并预判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时，便就完全地释放了自己野蛮与破坏性的本能。

如果不给“法不责众”以机会，来一个罚一个，来一双罚一双，把每个人从“群体”当中剥离出来，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为自己行为负责，实际上，这些基于“闯红灯”而临时结成的“违规共同体”，便不攻自灭。

并不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天然就“素质高”，人家只不过不喜欢集体生活与集体主义，也难享受到集体氛围带来的催眠一样的野性唤起而已。另一方面，人家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该罚就罚，毫不手软，大大地提高了干缺德事的风险。

共享经济这种事，不能指望全民忽然提高素质；只能建立起良好有效的追踪与惩罚机制，只要盗用与损毁的，都能得到严厉追究甚至法律制裁，那么，还用担心使用者素质不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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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1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就在情人节这两天，有女明星在参加活动时大方地谈及了“冻卵”。一位是田馥甄（Hebe），她在2月14日出席情人节活动，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趁着35岁之前去冻卵一下，这件事要排进通告表里！”

无独有偶，据香港媒体报道，郑秀文也谈到了生育问题，她认为：“对还没确定生小孩的女性而言，冻卵是很好的方法，我自己也没确定生育与否。”她笑言要冻就现在冻，再不冻就没得冻了！

看来，冻卵这件事，对于大众而言，它也已不是陌生的词汇了。早在两年前，徐静蕾就公开接受媒体采访，详细披露自己奔赴美国冻卵的过程，并且表示：“这是世上唯一的后悔药”。

明星的示范和普及的作用果然是巨大的。这在西方不算罕见的事情，但在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准许的情况下，却是个新事物，给人们普及了知识。

冷冻卵子，即取母体健康时的卵子冷冻，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待想生育时取出冷冻的卵子使用即可。据生殖专家称44岁以上受孕率很低，25岁-35岁的女性成功率最高。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孕率会越低。

同时，女性取卵前，需要服用促排卵药物，使多个卵泡提前发育，利用穿刺技术从而排出多个卵子，这样才可一次性获得多个卵子。冷冻卵子长年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无论多少年，只要技术过硬，只要成功解冻，都会像新鲜卵子一样活动。但国际临床上的惯例是冷冻卵子保存5年。

好了，知识普及完了。

就我们视野所及，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明星，尤其是港台女明星，都不惮于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冻卵，或者准备冻卵。

比如，2015年，叶璇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早在3年前便完成了冻卵手术；并且还大胆透露：“为了万全保证，我做了两次冻卵手术。”

林志玲也被爆料称，她为让妈妈放心，已经悄悄到台湾的医院冷冻9颗卵子。

舒淇，曾大方承认自己已经冷冻了卵子：“冻卵就像是准备了几颗后悔药放在那里。”

周慧敏，曾经很早就冷冻了自己的卵子。

陈乔恩，也被好友爆出，曾经冷冻卵子。

宋慧乔，也有新闻称，她早早就在医院冷冻了自己的卵子。

甚至连刚刚与国民男神Rain结婚的金泰熙，此前也爆出曾在医院冷冻了自己的卵子，为以后做准备……

为啥冻卵的都是些女明星呢？却很少看到周围的人也作这种选择？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女明星才会引起公众注意，而对普通人来说这是隐私，并不会广而告知；另一方面，其所费不菲，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甚至还需要多次远赴外国才能完成。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国卫生部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手术”；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即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也就是说，一般只有在婚姻生活中，基于身体原因的妻子才有可能实行冻卵。

然而，从上述的女明星来看，无一例外，她们实施冻卵时，都是单身，或者不在婚姻状态；她们并不是为了婚姻而生孩子，而是基于女性自身的需要和喜好，随时准备单身生育。事实上，单身女性是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冻卵的群体。

其实，这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社会鼓励的是，女性回归家庭，女性为家庭的生儿育女做贡献；她只能属于家庭，附属于男性。却很少人想过，单身女性也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子宫使用权与归属权。

而同样的情况，精子库却不同。卫生部要求，我国人类精子库捐精志愿者的基本条件是：具有中国国籍、22～45周岁之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68厘米以上的健康男性。看到了吗？捐精者并不需要结婚证与准生症。这意味着，男性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精子，不受是否结婚影响，而女性却不能处置自己的卵子。

我想，女明星们给我们示范了什么是冻卵，只是让我们知道，女性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包括单身生育的选择。这是好事。但如果只有主观上为了家庭延嗣才批准的冻卵，那就成了束缚女性的手段了。

前一段时间，因为要催国民生育二胎，像人民日报、Vista看天下、平安中原等官方大V，均发起了“45岁以后近90%女性无生育能力，代孕是否可放开”等讨论，在试探是否能放开“非商业代孕”。这种政策，显然又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更多的是为男性传宗接代的考虑。

如果把“冻卵”与“代孕”结合，只允许家庭内实施，那么，这种技术就更置女性于生育机器的地位了，男女平等就会大幅度倒退了。

幸好，最终卫生部否定了“放开代孕”这个措施。

总的来说吧，生育非常需要尊重女性的生理和意愿，更多的技术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用更高的科技来束缚人。比如代孕或冻卵，只能是服务于有自主意志的人，而不是更好的绑架女性去做违背她们意愿的事。

我想，姑娘们想要的是想什么时候拼事业就什么时候拼事业，想什么时候生孩子就什么时候生孩子。而不是说，你只能生孩子，生不出来，各种技术来帮你生，一个不够就生两个、三个，直到家族满意为止。

否则，像徐静蕾那样的单身主义不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意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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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2侯虹斌 阅微闺房笔记

最近，有一则社会新闻引起了很多讨论，故事的标题是这样的：《深圳两房一车，却不得不面临失业，中产阶级到底做错了什么？》

38岁IT男，就业于深圳某知名通信公司十年，老婆与他都是农村出身，家里没钱支持，2010年买了套二手房，每个月房贷6000元，并生了个儿子。2016年政策放开，“我响应国家号召”，又生个女儿，让老婆辞职照顾家里。

2015年底，深圳房价大涨，“大家也认为房价有国家托着，只会涨不会跌”，于是又在关内买了套五六十平米学位房，总价300多万。首付不够，第一套房找人抵押弄了70万，凑在一起付了首付，贷款260万，月供17000。70万的抵押贷一个月也要七八千。

问题来了，“全家就我一个人在挣钱，拿到手的工资钱两万多，不包括奖金和分红。每个月两套房贷加上抵押贷就三万了，奖金就用来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结果，公司要安排出国，当时他考虑家庭条件去不了，后来HR就找他谈话希望主动离职；而且，不离还不行。

该IT男便到就业市场上看，结果，他们这样三十大几的年纪，在大公司里有平台托着就罢了，到其他企业，能力又不够做高管，基本上连税前两万的月薪的工作都很难找，连每月还贷都不够。而卖学位房，深圳房市低迷，卖的话就要亏大几十万。

他陷入了困境。

很难说他实施的是否就是最优选择。比如说，为什么经济不是很宽裕，还生二孩，买二套房，还高利贷抵押贷款，并让妻子辞职？自以为元老但实际上一进就业市场却全无竞争力。每一步，都可以算作他的失误。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新闻：一位北京女白领，家在河北沧州，北京上班，每天同时使用出租车、高铁、地铁出行，路上花费225元，路程5小时以上，还要不塞车的无痕接缝才能赶上。一个月四五千的车费不说，天天如此奔忙，生活品质可想而知。但这已经是他们仔细斟酌的结果。

我想，以他们具体的处境，也许有人能做出稍好一点的选择，但未必又是当事人感兴趣的“好”。换言之，谁在那种处境，都很难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得到一些必然要放弃一些。只是他们，仍然是中产，大不了就是财务损失，怎么折腾，也不至于过不下去。没必要说太多风凉话，兴许你还不如人家呢。

简而言之，他们的困境，就是绝大多数中产的困境。房子、孩子、股票、车、上班、事业、孩子上学、夫妻关系、父母身体……一定会有几样东西困住你，让你身心俱疲。而其中最难的，还是钱。

之所以是中产，而不是富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并不能实现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很难划定一个固定的“金线”，但财务自由是指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主动投资，而不是被动工作，是一种让你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此时，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至少等于或超过你的日常开支，你的投资收入可以覆盖家庭的各项开支。

也就是说，那些“手停即口停”的人，那些一旦不工作就马上忧虑下一顿饭在哪里的，都是妥妥的中产。那就是不自由。

为了钱而不自由，正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中产们的写照。所以，这一族群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很稳定的，他们很害怕生活失去现在的安宁，尽管这种安宁需要付出代价。

文中的深圳IT男，正是典型的中产韭菜。生孩子，不说自己要生，而说是“响应国家号召”；买学区房，明明力有不逮，还抵押房产借贷，因为“大家说国家一定会给房价托底”……这么诚实的羔羊，又努力又听话，还有点小钱，不宰你宰谁？

这种迷信，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过于托大上的。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就是国家所需要的、所保护的、所倚赖的人才，国家是一定会照顾自己的。也正是如此，这样的一批中产，甭管读了多少书，实际上是特别容易忽悠的。2015年，《人民日报》曾发文说:“4千点才是A股牛市开端!” 结果话音未落，股票一路狂，股灾袭来。政府连续多次公开救市，结果从七一起，7个交易日连续7个跌停板。这一回，是血洗中产了。

当然，仍然还有房市可以血洗一轮；生孩子扩大消费需求、创造未来的劳动力又血洗一轮。他们会一直告诉你，房市一片大好。在一线大城市，不断用限购、忽悠要加房产税来恐吓你，逼你出手；在三线城市，用低首付、大学生零元首付、买房送户口、各种便利抵押贷来诱惑你，让你买房。一个人买不起，就把父母祖宗三代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保证让你骨头都不剩下。

大家还记得那一组标语吧。三十年前，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后来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接着是“养老不能靠政府”，现在是“鼓励生二胎，孩子孝顺好养老”……你让那些当初被强制流产、现在不容易生的七零后们怎么办？

一方面，确实是中产们压力最大。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沉重的房贷，孩子上学、留学要管，父母生病要管，公司里会不会把自己优化掉、淘汰掉也得上心。焦虑成了常态。

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渴望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浪尖上能捞一点是一点。不要嘲笑这种理想，在近期的一份调查报道中，调查者写道：“她们有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见《女博士研究“小姐”近十年：你以为她最在乎钱？》）这些颇有见识、多少懂点经济或投资的中产们，可能会更急切。所以，他们急于听各种小道消息，分析各种报表，甚至，在生小孩、养老等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种信息，以便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只不过，中产们可能想错了。

确实，在这个时代里，别人都赚了一百万，就是分享到了胜利果实；你老老实实地赚十万，就是被时代所抛弃。牛市大赚没赶上就算了，如果房市人家都翻手几套房了，与你同一起跑线的十年后身家过数千万，你还在供同一套房，你就落后于时代了。

二十年前你放二十万在银行，人家用来付别墅首付，你觉得他不脚踏实地：但人家这就叫做享受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不要以为你只是没赚到，整个社会的物价大幅度飙升，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迅速提高，你缓慢地走，你就变成最后一个了。

正常而踏实地上班，可以维持生活，但无法与社会发展同步；只有通过投资，各种资产组合，创业，合法或不合法的忽悠，方能追赶上这个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找到途径暴富，就是对不起这个伟大的热血沸腾的时代啊。

深圳IT男抵押旧房买学区房，生二娃，都是同一种心态，这本来没有错。可惜，他的抗风险能力不足，闪了腰了。

评论里有人说他能力太差，这么努力了十年还只是一颗螺丝钉，不能独当一面，是失败的由头。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最优秀的人永远只能是前面的10%、5%、1%。他的工作也并不差，也拿A；但就算他挤进了1%，他个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也只不过是换了另外的99%里面的人来写这篇文章，来吐槽和求助。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何况，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替代的人。总统都可以换下来，还有谁不可替代？

看看华为，45岁老员工就被强制退休了，而且还鼓励提前退休。他们并没有错，只是别人洗牌把他们洗下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想这么追赶，也想平平静静地认真工作，老婆孩子热炕头，偶尔业余还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不行。你不削尖脑袋地钻营，你手里的牌再好，也会沦为失败者，一刻也不能停。

这种盛世，不是人人都要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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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2-26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这两天，我在广州方所与几位广州女作家一起做过一场讲座，主题是广州对女作家的影响。我挺同意主持人麦小麦所说的“广州是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广州的女作家是接地气的女作家，她们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妥贴。“

她接着提了一个很锐利的问题：“你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么，那怎么跟你讲究时尚、喜欢买买买这种形象结合起来呢？”

是啊，很多人都这么想。真是一个好玩的问题。什么时候，有点社会责任感，希望平权，却会跟“过上好生活”“讲究生活品质”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呢？

一

我想，这个话题要分两个角度来谈。一个，是为什么女性但凡对物质有点要求，都会被视为“拜金”？特别是这些钱是她们自己挣来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标签？

因为，某种意义上，女人的物欲和性欲一样，都是一种原罪；只要你有欲望，就是贪婪。欲望和贪婪，就像张艺谋镜头下的饕餮一样，都是饱食终日的怪兽，是需要打败消灭的。

民间叙事中，对“拜金女”有着本能的鄙夷。这里面的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很复杂，既有一种“女人不配用好东西”的集体无意识，也有一种对于欲望的生疏和恐惧。女人的贤惠，整体的指向是安静内敛的，甚至是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身，来照顾别人的；她们会把丈夫、父亲、儿子、家人放在聚光灯下，自己的个人欲望被泯灭到近乎于零，才有资格戴上这枚勋章。而“拜金女”，则是生机勃勃的，有追求、有野心、主动出击，自我无限放大；喜欢说“我要我要”。在一般人的潜意识当中，这种女人也是媚惑的，性感的，性欲强的。

之所以“拜金女”会被打倒并踩上一万只脚，因为大多数人明白，自己既不可能满足这样的女人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满足她们充沛的精力、无限的生命力，配不上她们的性感和美丽，更不必提性欲了。自惭形秽，才是大家讨厌“物质女郎”的深层原因。

类似于章小蕙、徐濠潆这样的形象，则是“拜金女”的典范。大众只关注于她们把老公“吃穷”的这种舆论基调。言下，颇有像“二八佳人体似酥……暗里摧人骨髓枯”之不忿，仿佛在金钱和体力上，她们同样有“榨干丈夫”的嫌疑。

这里有很多是偏见。就算章小蕙和徐濠潆，她们自己就是一笔时尚生意，她们所入不菲，收入早已经可以赚钱买花戴了，不是吃男人的、花男人的。但可惜，偏见听起来更耸动、更吸引人。

现在的女人，普遍都花的是自己的钱，不假他人之手；而且，她们还是在买房买车、给孩子提供足够好的教育之余，再来给自己一些闲暇的打赏。她们辛辛苦苦，愉悦的是自己和身边的人，应该是鼓励才对。

如今，除了铁打的直男癌，你要问“介不介意妻子比自己的收入高”，很少人会介意。这可是要一起还房贷的呀，能提高共同的生活质量，谁不乐意呢？以“物欲”来否定一个女人的作派，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二，

另一方面，在大家的生活品质普遍提高了，买奢侈品已很普通之后，很多人已能接受了“女性喜欢物质不是错”这个设定。但他们仍然以为“社会责任感”，和“物质需求”是相反的两码事，是不可能共存的。

所以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时评作家，尤其是女性，是不是不太适合背着一个Gucci包包到处走？

我当然不能认同。

这个时代确实是蛮势利的。你越成功，你的话语权就越大，你的发声就越能被大众所认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个买出一百万册畅销书的作家，一个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一成功，就自动光环加冕了；所以乔布斯、马云、白岩松经常被编造出各种各样的名言，出现在无数的微信十万加里面；哪怕那种鸡汤早就馊了，还是有人听。

而你一个住地下屋的，又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的人，声音就是很难被人听见。

庸俗之外，也不是全无道理。我特别不能认同那种苦哈哈的道德模范，那种把所有财产都捐助失学儿童了自己睡街边的清洁工，那种为了收养几十条流浪狗耗费数十万夫离子散的下岗女工……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浆糊、众叛亲离，然后说是道德高尚、为了社会牺牲，我是不信的。那只是价值观混乱。这样的人传播的理念和种种道理，即便是对的，也很难取信于人。

成功，是指社会成就方面的成功；但也有一个最低底线，那就是把个人的生活收拾得清清爽爽，生活基本富足。

降低一下要求吧，当一个人自己生活衣食无忧，生活得比较光鲜之后，很可能，他基于社会公共问题上面的发声，也是更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经验证明了他有一定的智商和情商，有较好的教育水平，能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良好管理，思考能力也往往会强一些。

我在微博上，经常就看到有人指责一些反对声音，“你是个loser，你没有资格说话”。从这种习惯句式里，就可以看出来，当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不如意时，他的公共事件的发言就难以取信于人。当然，这种反驳不是一种好的逻辑方式，正当逻辑应当是直指话语漏洞而不是资格论，但这客观上，确实会成为你声音和观念传播的瓶颈。

说白了，一个现实生活收拾不错的人，可以增加其价值观的可信度。

当然，这种“过得好”的方式，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我可能会更偏向时尚和品牌和购物狂。你也可以有自己方式。但至少，它与公共形象，不仅是不矛盾的，还应该能互相促进。

所以，我写女权的专栏，我也写娱乐八卦专栏，写时尚专栏，都是我的真实的价值体系里的一部分，我觉得很自在。

如果谁还以为“社会责任感”就是指就着凉开水啃着干馍馍，在马路上助人为乐，那么，他的脑子也该放进博物馆里保养一下了。

好啦，在方所谈完这个话题之后，我就与女作家们相约在旁边的米其林一星饭店里，愉快地用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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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3-01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曾经延续两三年的澳门娱乐大亨“大奶斗小三”的戏码，本来已以正妻离婚分家产暂时告终的，谁料现在又上续集啦！不怪我幸灾乐祸，想必，看过这个故事的人，只觉得这样的闹剧和笑话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同情的。

澳门娱乐大亨周焯华，人称洗米华，在有老婆陈慧玲与孩子的情况下，公开牵手女模特Mandy Lieu。洗米华轮流与一妻一妾出游与晒恩爱，妻妾更同时怀孕，两人差不多同时产子，又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洗米华与其的恩爱照。

闹剧延续多时，老婆陈慧玲决心离婚，据悉，她可分得41亿财产。洗米华这时却不愿离婚了，又高调示爱妻子，不断采取攻势挽回；陈慧玲终于心软，日前在社交网站PO出久违的全家福照，高调示爱，宣告复合。网友也为大老婆的胜利开心，纷纷留言祝福“温馨全家福”“气死那个小三”“又一证明邪不能胜正”“永远的周太”。

当然不要忘了，传言中，洗米华也给了“史上最强小三”Mandy新豪宅作为补偿。

更加讽刺的是，就在两个女人都给这个男的生孩子斗来斗去的时候，这个男人还在外找小四小五呢。

作为一个曾经盛产娱乐明星，也盛产各类明星与豪门八卦的弹丸之地，这件事，大概是近来香港娱乐媒体中一个浓缩的价值观典范吧。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新闻：香港艺人邓兆尊（50岁）日前受访，表示其三位女友们完全不介意共事一夫，还有三人同台与其进餐的照片。

就在大家一脸懵的时候，其母在公开活动中被问起儿子乐拥三妻一事，突然激动落泪，表示儿子是有苦衷的，想重返演艺圈；又称儿子人见人爱，所以有四个、六个红粉知己也不奇怪……

补充一点，虽然邓兆尊没什么名气，但他是新马师曾之长子，算来亦有数亿身价。之所以成不了大热点，一是因为他的身家后面的“零”还不算多，钱不是他挣来的、而是争家产争来的，他亦全无杀伐霸气；二是因为，他的三个女友不但不是明星，还其貌不扬。所以，他的故事远远没有如刘銮雄般引起轰动，引起哄笑倒是真的。

看到了吧，香港（以及澳门）盛产这样的段桥。如果说老一辈的霍英东、何鸿燊三妻四妾，那是因为1971年之前，香港的华人还可按《大清律例》纳妾，尚可理解；那么，今日之刘銮雄、周焯华，乃至于自己也不怎么被人看得起的邓兆尊，为何又能妻妾同行？

可以的。这就是与港人的婚恋观及价值观：男权至上。金钱至上。

香港娱乐圈明星与豪门之间的恩怨，比一匹布还长。在香港娱乐圈的鼎盛时期，当红女星普遍都与豪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关之琳到李嘉欣到刘嘉玲，从王祖贤到袁咏仪到蔡少芬……最有钱的男人，必须要配置最美丽的女人；不管这个男人是否已经结婚，人品如何，道德又如何。

注意，这里的故事，谈的不是“小三插足”之类的爱恨情仇，谈的是“嫁入豪门”“撬入豪门”的经济和权力争斗；谈感情太落伍了，她们争夺的富豪身价是多少个亿，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所在。美貌是入场券，而如何在入场之后，取代原配，登堂入室，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两天，名媛关之琳的新闻也成为热门，因为在谈到以前的“当小三”的传言时，关之琳直言：“我没有主动就行了，挡不住别人为我做什么！”她这些话有没有道理不说，但当年，她确实曾与已婚富商马清伟打得火热，马清伟妻子陈美琪（《白蛇传》中饰小青）气得流产，离婚收场；当然，关与马最后也并没有结婚。类似傍上豪门的故事，在关之琳身上并不止发生了一次。

当年关之琳扮演的，不过就是今天Mandy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是，陈美琪比今天的陈慧玲有心气，不愿在这种关系中缠斗，很快从这种婚姻中脱离出来，并迅速找到能尊重自己的新感情。只是不知道，Mandy是否能像关之琳一样，坦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包括第一次婚姻”？

为钱恋爱，并不可耻。但既是为了钱，还要站在道德至高点上，难道不冷吗？这话，既可以用来对所谓的“小三”Mandy说，也可以用来对原配陈慧玲说的。她们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姬妾，地位并无不同；而整件事当中，那个欺骗者，越是恶劣，两个女人就越怕失去他；他就越可以享受到两个女人出尽百宝地向他献媚。

试看他们的价值导向：《澳门大亨强力撒种，正宫小三同时怀孕4个月》，语气中只有对其权力以及繁殖能力的赞叹。《向太同情周太（陈慧玲）：系我就不会把老公拱手让给人》，仿佛让“小三”怀孕、经常与“小三”在媒体上晒恩爱的丈夫，是一个被勾引的受害者。娱乐新闻打出“邪不胜正”的标题，更令人笑到牙软：这两个女人，在丧失自尊这件事上，难道不是半斤八两吗？

大家对争宠上位而不成的女星，当然是极尽嘲笑之能事的，因为她在斗争中失败了（如吕丽欣、王祖贤、关之琳、吴绮莉）。如果她后来又有本事另嫁富豪，则可以改容肃然起敬（如李嘉欣）。但是，对于事件风暴当中的男人，越是风流、刻薄、无情，就越是可得到倾慕：因为除了非常有钱之外，更证明了他操弄他人命运的魄力。

到底，香港是一个经济发达，但东方传统价值观深重的大都会，男权主义深入骨髓；但又因为有钱，所以，在男权之外，钱又成了极为重要的法码。大众既如市井小人般势利，一切钱最大；只要有钱，怎么反道德也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时时飙出道德感，不管你女人多红，事业多么出众，你就应该做低伏小，听男人吩咐，男人有外室你要“大度”。

这种文化，鼓励有钱男人妻妾成群，因为这是男人的本事；鼓励女人之间为男人恶斗，坐收女人的殷勤，因为这是男人的本事。同时，那些懂事大度的老婆，那些特别能够侍候主子的女人，比如林凤娇、甘比之流，给你糖吃，分你遗产。这样的女人，他们称之为“幸福”，羡慕得口水都快能掉下来了。

虽然香港的经济文化都比内地发达，但它们的女人，尤其是部分女明星，脑子里的裹脚布还裹得好好的呢。

否则，你也很难解释都二十一世纪了，几个姬妾还用怀孕的方式抢男人，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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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3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最近这些天，微博的热搜都是“佟丽娅离婚”，也有娱乐账号言之凿凿称，佟丽娅确定已办理离婚手续。

假若这个消息是真的，估计佟丽娅的粉丝们都会雀跃吧。在这些消息下面，一片都是“头一次听到爱豆离婚还那么高兴的”、“喜大普奔”、“祝贺丫丫”看来，大家对佟丽娅身边的陈思诚，忍耐已久了。

今年1月初，有娱记拍到陈思诚与二女深夜同处一室。网友炸了，陆续挖出陈思诚此前曾疑似与多位女友交往、还疑似送车的历史。虽然后来剧组百般解释，称这一次陈思诚是与剧组在一起，陈思诚两天后也简单发博说明“没离婚”；但这些澄清，并不能否认他曾有出过轨，而且也不能取信于各路群众。

事发后，佟丽娅虽有说“请大家不要过多地关注我的私事”；但亦从未表示过站在陈思诚的一边，从未表示过相信、或者原谅他。

从公关的角度来说，不声明支持即是不支持了。陈思诚自己说的，不算。否则人家杨幂、谢杏芳、马伊琍、张雨绮或周慧敏，都在伴侣有出轨新闻时，赶在第一时间表态。

其实，作为明星联姻，这一对是不招粉丝喜欢的。陈思诚“邪魅狂狷”的笑容，自以为“最帅最帅我天下最帅”的叶良辰式自恋，配上土气的长相，格外不讨喜；所以佟丽娅当初选择他作为丈夫的时候，粉丝们大跌眼镜，嫌他配不上自己的爱豆。

如果二人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也就罢了，但陈思诚在接受各种采访时，对自己的才华满意得都快爆表了；而且，还像哲学家一样反复重申自己的婚恋观：“喜欢佟丽娅的质朴”、“男人谁都会出轨”。而佟丽娅也在场，在谈出轨话题时，她只能接话：“回家就好”。二人的这种差异，格外地叫人别扭。

如果再结合佟丽娅父亲要求女儿婚后“多给老陈做饭”的浓重传统观念，那她就更让人心疼了。

佟丽娅的某些情况，与张雨绮有几份相似：都是超级大美女，都在事业上升期嫁给了不怎么被看好的男星（导演），然后对方出轨于那些容貌比妻子逊色十倍百倍的各路嫩模（性工作者）。“家有保时捷还去坐公交”，看上这种品味和德行的丈夫，真让人怀疑美女的眼光。

实际上，很多明星夫妻，即便有矛盾或问题，也不敢轻易离婚，除了常人的感情和家庭牵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因素在阻碍他们。

明星的形象，包括婚姻幸福、夫唱妇随、贤惠人妻、贴心奶爸，这些人设即是明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得好的话，价值百万、千万。离婚却有可能导致广告商撤合同，形象打折，资产大幅度缩水。林丹出轨的第二天即是广州车展，其代言的某汽车品牌连夜把所有的展板和物料全部换下，匆匆重做；夫妻二人还同时代言了某食用油，不知道有没有取消合同；算上其他的广告损失，那就更多了。

现在的明星情侣、明星夫妻店非常常见，如果双方都是一线明星，资产更是以亿来计算，离婚就成了一次重大的资产重组，拆分哪有这么容易？如果夫妻双方名气与实力不对等，那么，弱势的一方，即便被欺凌，也可能从现实考虑不敢轻易分手。

问题是按中国的婚姻现状，说的“共同承担”“宽容”，往往指的是女方一个人承担，女方宽容男方。女方只要出轨，男明星马上干脆利落向全世界公布，既不共同承担，也不宽容，如王宝强；而男明星出轨，他们的妻子就往往才情并茂地发微博表达“同舟同济”，甚至换一种方式示爱，从林凤娇、周慧敏、到马伊琍、谢杏芳，无不如此。

说白了，就算是已经在有钱有名的较高阶层里面，女明星还是受限于“贤惠”“包容”这种传统形象，但男星则不受此限制。他们是自由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改变。大众能接受一个不愿妥协的单亲妈妈，一个勇敢的离婚女人，但很难喜欢一个委屈求全的怨妇；前者的形象要好百倍。

女星“被出轨了”而不分手，每次看到她，都会想到“受伤女”“渣男妻”“隐忍”这些形象。不分手，每次参加活动，她都要随时准备防着狗仔队拿着自己丈夫出轨的照片来质疑，还要满脸堆笑地替他打圆场，说假话。这样的代言人没有现代精神，谁会喜欢呢？

并不是不可以选择原谅和接受。只是，这样的婚姻对于“被出轨”的女明星来说，就是巨大的负资产。除了忍受不适的婚姻之外，还要接受粉丝的大量流失，接受商业价值的减少。这就需要过错方拿出百倍的精力来弥补；但对方，能做到吗？他值得吗？

但做一个干脆利落、当断则断的现代女性，反倒更容易圈粉吧。

大家还记得吧，以前，大陆的女星也羡慕港台女星，动不动可以“嫁入豪门”，也喜欢与商人联姻。但现在，当大陆女明星的收入也飞速上涨，个个都是一座移动的“豪门”，她们则更喜欢嫁给男星，甚至嫁给比自己年轻很多、收入和名气不如自己的男星。因为她们已实现了财务自由，更愿意找一些能平等沟通、相互理解的同行，比嫁给规矩多多的豪门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离婚这件事也类似。只要女星自己有主张，不管是经济能力，还是舆论空间，在过得不爽的时候，她们有了更大的主动权。钱与能力都不缺的情况下，你是选择做一个跟在出轨丈夫后面擦屁股的懦弱妻，还是一个果断坚决的现代女性，谁更能代表时代精神，不一目了然吗？

其实，不管明星自己承不承认，他们还有一项不会被签进商业合同里的使命，那就是传递价值观。他们的婚恋、育儿、言行举止，都会引发很多人的谈论和效仿。“且行且珍惜”“欢迎这个敢于承担的男人”“同舟共济”是当事人的选择，但隐忍未必是值得推崇的声音。我特别希望，中国的那些大明星们，除了演戏之外，也能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表现的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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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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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女性的节日。这是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的节日，也是保护女性权利、纪念两性平等的节日。

艾伦秀主持人在其twitter上庆祝妇女节

在中国，除了清明节，所有的节日都会变成消费节，变成情侣开房节。什么节日，都会有商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噱头，营造出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让你买买买、玩玩玩。

在这种意义上，管你什么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其实在中国都与情人节、花钱节是同一个概念。至于又提出了“三七女生节”什么的，那也只不过是让红包和商家的营销来得更猛烈些罢了。

妇女节，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是为了纪念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游行集会，同时也为了纪念在1911年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中丧生的140多名女工。它本来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设立的节日，但是营销把这些内涵都变成轻飘飘的消费主义了，最终变成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

这三年来，我开始关注两性平等、女权主义这些话题。女权主义，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谈论各种社会问题都很难绕过。我留意到许多人（主要是女性，也有不少男性），正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女性也是有权利的，她们需要同工同酬、同样的升学与升职机会，不被性侵犯与性骚忧，有择偶自主与生育自由，有财产权与继承权，不被歧视……现在的相亲，男方都不由自主地说“我不是直男癌”，试图证明自己是尊重女人的。

举例来说，前两年某网站的三八节LOGO是一个动态的玩偶——一个小姑娘在音乐盒上穿着裙子转啊转，变成大姑娘接过了鲜花，然后就披上了婚纱结婚了，然后身边就摆上了婴儿车和婴儿奶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时，引发了一片批评声。而今天，此网的妇女节LOGO变了，是一位年轻女性拥抱着高楼大厦、桥梁与森林、试管与乐器、还有书本……下面写着“平等的权力和机会背后，有你的努力”。这种改变，是一件好事，也证明了仅仅两年，社会的女性平等意识就已有了进步。这些批评和呼吁，不是没有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女权主义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很大。这是许多先驱，从民国期间的反对裹小脚、让女生上学、婚育自由开始的女性权利主张的一种延续，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接过了棒。这令人欣慰。

中国清末民初女界领袖唐群英

这大概就是三八妇女节存在的一种理由吧。

然而，“女权主义”是有名了，但它也被一部分人视为恶名，不是被称为“极端女权”就是被称为“田园女权”，或者是“女权癌”“女权婊”。别说是普通人了，连爱玛·沃森也不断地被人鄙夷为“女权婊”，因为她养尊处优不懂人间疾苦，有什么资格说话？网友让她去难民营住她不敢回应，说明她只是在装、只是在炒作罢了。

“敢上战线的库尔德女兵才是真女权，你们只是女权婊”，好常见的句式。

说得好。那么，先请军校按招收男生一样的条件与比例来招收女生吧，别把女生距之门外。这样女性才有机会上战场啊。还有，人家那是因为男性阵亡的人数已经相当多了，女性才上战场的。

我们的男性有没有这样的血性？你为和平和正义流过多少血做过多少牺牲？你为女权付出过了一毛钱的努力吗？没有，那你有什么资格坐在键盘前当一个“鉴婊家”，由你来判断谁是真女权谁是假女权？

就算你真有努力过，你也只能证明你自己，而不是能指派别人应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

HeforShe

女权主义从诞生伊始就有很多流派，不同派别之间的具体观点甚至是互相反对的。在中国当下，女权主义既不是一个学派，更不是一个组织，只要声称是女权，就会被人视为女权；甚至说得更直白一点，只要你是个女人，你一开口，都会被人认为是女权。

后果是什么呢？一些女权者们最厌恶的“女奴”，“我跪舔男人，所以男人要宠我，给我买口红买包包”，以女权的名义大放厥词，结果女权致力于反对的东西，在人们口中成了女权者拥护的罪状。

一些强烈的“女利主义者”，我也不评论它对与错，你个人不择手段能争来好处是你的本事，但这个跟女权也没有关系；可在一些不喜欢这种方式的人的眼里看来，就是女权的罪状。而且，把极少数能这么做的女人，变成了宏大无比的靶子，概括成所有的女人这么干。

很多人开口就说“女人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请举出一些例子，有多少中国女人从不上班、没有任何收入、出身的家庭很穷没钱、从不做家务不做饭、不生孩子，每天就是购街吃饭躺在沙发上看韩剧的——这算是“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了。这样的女生，你找几个出来看？反倒是分摊了部分家庭支出，就天天在家里挺尸的男人更多；不带小孩，不做家务，天天打游戏。就算生孩子，他也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和痛苦。

已经成为经典的女权海报 We can do it ！

太多人把“男权女”，故意歪曲成“女权癌”了。那种千方百计讨好男人，让男人花钱买单的“女奴派”，和损人利已、专打小三、非得从婆婆小姑那里抢不属于自己财产的“女利派”，本质上都是“男权女”，都是极力顺从和维护男权规则、试图与男权结盟以期从中获得一杯羹的。奈何女权主义所反对的，恰恰被别人归类到女权阵营里，并且作为黑的理由，真是冤死了呀。

至于说到女权“极端”的，我就笑笑不反驳了。女权再极端，不会拐卖妇女啊，不会强迫未成年少女童婚产子啊，不会溺杀女婴啊，不会在升学录取、就业上面大搞不平等待遇啊，也不会在休假、福利等方面打着造福女性的口号却让女性全面退出职场啊。可为什么仅仅指出这些男权社会存在的问题，就成了女权“极端”的证据？

女权就是平权。那些喊着“只要平权，不要女权”的人，之所以蠢，无非就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男权在上，就是女权在上。但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平等，叫尊严。

他们没有见过，也不能想象。

其实，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男性占据了太多的性别红利，现代社会再增加了女性有学历、有收入这些优越条件；只要维护传统的“男高女低”，他们的获利实在太大，比古代更大。相当一部分附庸于男性的“男权女”，也是能分到一些好处的，这批人当然不愿意改变。主动或者被动的污名化女权，就是为了消灭有平等思想的人。尤其是女性，你不依附别人，而想独立，是不是要翻天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女权主义之路，其修远兮。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让你想到的，只是如何让男友买礼物、买口红，这样的节日，有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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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 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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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著名演员、政协委员宋丹丹在两会的文艺界小组讨论中说道：“那么多年轻人都想做网红，可谁来真正引领我们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这是我的担忧。”她认为，“今天我们已经丢失了引领那些一夜成名的年轻人的阵地”。

宋丹丹（配图来自网络）

这番话，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把宋丹丹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摘录一下：

她说：“现在许多小孩一夜之间就成为明星，有的是因为长得帅可不会演戏，有的是会演一点但还不够成熟。他们这么小就成为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动辄就有几千万粉丝，其实他们有许多事情不懂，我们该如何引领他们?”

“我们自己这一辈的演员都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老师们讲的如何做人在一入行就被打在了脑子里，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小品《钟点工》

宋丹丹还举例称，在拍戏的过程中，有年轻演员一定要比其他人后到现场只为显得自己“腕大”，“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露怯的” “可没有人告诉那些一夜成名的孩子这些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分分钟就可能被后来的‘小鲜肉’们淘汰了。”

她说：“现在打开手机全是哪个明星的孩子多么萌，要么就是谁和谁又偷情了，全是娱乐信息。没有人去引领那些孩子们的思想，告诉他们什么是丢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现在，影视圈的钱来得实在是太快，而且弊病丛生，这方面的探讨也一直没有停，宋丹丹一些具体批评，是有道理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流量”小生、“流量”小花不敬业，比谁的腕大。他们演戏靠抠图、靠替身、靠走位，唯独不靠演技，这些现状已经被扒了一轮又一轮了；他们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片酬或者真人秀的费用，引得行业畸形，也让人直呼看不懂。

从这个意义上，宋丹丹的话是有道理的。演技上面，专业方面，年轻一代的大明星们需要弥补的太多，十分值得批评探讨。

但她的另一些话，就莫名其妙了。做人的道理，不见得宋丹丹这一代的明星们，又比今天的明星们好到哪里去。引领孩子们的思想，也不是他们够老，就天然够资格的。至于什么是丢人，什么是了不起，这方面，这个社会有形成统一认识了吗？也许你觉得丢人的、人家觉得了不起，你觉得了不起的、人家觉得丢人呢？

我的意思是，专业的事情可以专业探讨，你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意思了。可以说，你指责别人的道德不行，要去教别人怎么做人，你就挡不住别人也窥探你的道德。你真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就特别高，无可指摘吗？

我对宋丹丹并无恶感，不过，她的话，打脸之处甚多。指责别人关注“要么就是谁和谁又偷情了”，实际上，她就公开说过自己和英达的婚姻发生过出轨事件，自己的感情故事没少说，吐槽英达也没少提。她想吸引关注时，怎么就不怪大家关注私人生活了？再说了，四五十岁的明星里，各种出轨的婚恋故事，搜搜还是一大箩筐的，狗血程度也不遑多让。甚至，就是因为今天网络的发达、狗仔队和粉丝们无所不在、拍照取证极为容易，现在明星的婚恋感情反而要变得更为慎重了。

宋丹丹与英达

宋丹丹与现任赵玉吉

耍大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双重标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资历的大牌们，好几个耍起大牌来也是威风八面、能把人噎死的，现在都还能找到报道和对话实录；那么，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流量王们，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是亿万流量、千万身价；随时会给对方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当然也是大牌。莫非凭借年龄大、老资历就能耍大牌，就能不尊重人；别人再高身价、再高变现能力的通通没有资格？

确实，现在明星们的收入之高令人咋舌，随便一个三线明星的个人收入，都可能抵得上一个省级电视台一年的利润。我不觉得这是好现象，但这个问题跟明星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在有这个市场价格的时候却不收钱或少收钱：这不叫道德高尚，这叫脑子进水。何况，很多流量明星虽然非常贵，但他们身兼演员与宣发二职，他们就是妥妥的收视保障、票房保证，就是有大量广告商追过来、哭着喊着要送钱。你们老艺术家是演技好、是便宜，但市场不认账，没有人愿意投资、视频平台不播、播了也没有点击率——这能怪年轻明星们不会做人、不高尚吗？

事实上，老一辈的明星们，并没有吃亏，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早已名利双收。早有媒体爆出宋丹丹的家坐落于钓鱼台7号院，当时的房价为每平米12万。后来宋丹丹上真人秀，她的家有出镜，光是客厅就近乎一百平方米，目测摆满各种珍奇古玩和昂贵的木头。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兼小品演员，又嫁了一个房地产商，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也是应该的。但转过头去，就对赚钱多的同行后辈进行讥讽，这就不厚道了。

这就属于过河拆桥。

一个人老了的标志，就是总想给年轻人指导人生。宋丹丹真是步入老年了。

宋丹丹参加真人秀豪宅曝光

这样的观念的人，何止她一个。此前不久，老演员王晓棠曾指责：“科学家让卫星上天才拿500万，有演员一场婚礼就1个亿。你的贡献怎么和科学家比呢？”她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我可以理解她不懂现状。实际上，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价值体系衡量标准；而那一对结婚的艺人，虽然花了一个亿，但那是因为赞助商们知道他们投资的钱，都有机会在这对明星身上得到增值，人家自己的钱人家乐意。这就是市场的标准、市场的力量。再说了，王老师自己是全军影视界第一位女将军，这意味着，她在当演员时赚取了极为丰富的待遇。那她凭什么认为别的演员就不应该有丰富的待遇？既然她认为演员没有价值，那有没有反思自己，把所有的荣誉和待遇都还回去？

王晓棠昔日照片

演艺市场价值体系失衡，明星虽然是得益者，可是他们真不能背这个锅，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你要追问，为什么社会上的投资渠道如此之少，热钱为什么只有影视一条路可走，大众为何只能消费艺人而不去关心国家大事，艺人为什么演艺水平不怎么样仍然应者云集、是不是教育和审美体制出了问题……

宋丹丹们，还是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再去指导网红明星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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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 刘艺

guifangbiji

阅微闺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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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晚上八点，等着你。

这几天，一个著名的微博大号@英国那些事儿 发了这样一条长微博：

美国的Martin（男）和Nicole（女）是同事。Nicole总是被老板批评办事效率太低。一天，Martin用了Nicole的签名邮件与客户沟通；客户对其百般刁难，极其苛刻。

Martin改换回男性的身份交流，客户马上变得语气温驯，很好说话，简直成了模范客户。

故事的主人公Martin和Nicole

Martin大为震惊。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与Nicole互换签名，也就是互换身份，与客户进行邮件交流，结果，Martin用Nicole的身份，无论说什么都被质疑，客户各种居高临下，还有人问“她”是不是单身。而Nicole用男性的身份，则度过了她效率最高的两周。

Martin这才明白，为什么老板总是抱怨Nicole工作效率低。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生，就很难获得别人的信任，就要忍受别人的指责和为难，甚至隐形的性骚扰。他总结：“我并不比她更擅长这份工作，我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占了便宜。”

这个账号还截取了一些美国一些读者的留言，那些女性纷纷表示：“那就是我啊。”“我的名字是中性的，客户沟通还好，一旦见面知道我是女的，马上就开始不信任我。”“我先给客户提出一个建议，然后合伙人把我的建议重复一遍；否则客户不听。”……

Martin问Nicole是不是经常遭遇这种事，Nicole回答有很多

Martin意识到Nicole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还是在美国；一个性别虽然仍然不那么平等，但至少比中国要平等的国家。

你不会告诉我，中国职场上从来不歧视女性吧？

其实我以前谈过，在升学和找工作上面，女性本来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歧视挡在门口了。不要装外宾，说那是因为你不够优秀，优秀就可以了：人家只要看你的性别为女，简历要么不收，要么微笑着收下，一会儿全部扔垃圾桶；你拿一百个证书、门门都考一百，也比不上人家一个“性别：男”啊。

不信的，请戳这里看《奋斗了这么多年，一起平等地喝喝咖啡有何不可》。

这意味着什么？男性普普通通就可以找到的工作，女性必须要非常优秀才有资格入选，你说这种问题，与个人奋斗有关吗？

好了，当女性当中的best of best，精英中的精英，找到了理想工作了。是不是就从此平等了？当然不是。上述美国的例子，在中国也从来不缺乏。大家的思维惯性是，男性做事情比女性靠谱。

简单来说吧，如果要见律师，对方来了年龄差别不大的一男一女，多数人自动认为，男的是律师，女的是助手；见客户，自动认为，男的是领导，女的是小秘书；见记者，自动认为，男的是正牌记者，女的是跟班实习生。

实际上，这里就反映出了两层含义。首先，人们默认女性一定居于从属地位，男性一定是主导者。第一反应，就是女性不如男性，这几乎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虽然也有一些反例，但这确乎符合多数情况。这是不是就说明女性确实就比男性能力差，水平差？

并不是。这是一种对女性不公平的恶性循环的结果。原因是综合的。

首先在进入职场时，女性就已不公平地筛选过一遍了。你去招聘会上看一眼就知道了，多少岗位申明只要男性。举一个网上看来的例子：

“一位我们班综合排名三年前三的女生，某大银行面试拼不过我们班排名三年倒三的男生。 面试的时候主考问那个男生：你觉得你跟她们比有什么优势？男生特别拽来了一句：我是男的啊。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微博评论 @洞爷湖专用擦刀布）。

性别歧视在求职中较为普遍

然后进入了职场之后，就算男女同样做文员，女性很容易被安排去倒水、擦桌子，服务于他人、甚至是平级的同事。不少女性，额外会多出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你要是想干出点什么业绩，周围一群人以及家里的三姑六婆开始劝你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么辛苦干嘛还不如尽快嫁人；嫁人了还不如多点时间留给家庭；既然有家庭了还不好好准备生两个小孩？

当周围的主流声音都在这么呱噪时，这不就相当于跑步时，一群人在拖你的后腿么？如果是男性，会有这么多人出动一起拖后腿么？

好啦，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的姑娘抵不住这么多人拖后腿了，就后退了，把好位置让给男性；但还是有部分女性顶住成为佼佼者。她们就会被各种无视，各种打压。干得好的，漂亮一点的，就在嘀咕人家是不是靠着睡上去的？不讲究打扮的女性升职了呢，则认为人家是老姑婆，不是嫁不出去就是生不出孩子。

还有，一起工作时，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都不由自主地给女性制造障碍。举几个例子：

“我上学就已经感受到了。明明是做小组作业，如果小组中男性偏多，有时候甚至就一个男的，他们固执己见，坚持自己是对的，你的任何提议都可能会被无视甚至反驳，所以我后来就干脆跟男性说我的建议，让男性替我说我的想法。哎，就跟男性一起写个作业都要花更多时间说服他们，工作中可想而知。”（@reanna折子戏）

“我是个女生，大学期间是我拉到了一个项目，并且找了两个男生一起合伙做项目，在与对方洽谈时……我完全就变成了个透明，我说什么都要通过那两个男生重新传达过。（@聋冬强）

“作为一个女律师，在律所来咨询的当事人基本都不会找我咨询。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所里都会等其他律师来。很多事情由女律师出面都会被认为是不重视的对待，觉得老子出了这么多钱请律师你竟然叫个女律师来敷衍我。”（@阿呀呀呀一个神经病）

……

搜索有关女性的联想词都是……

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听闻过有不少吧。

我还没谈及性骚扰的问题呢。多少女记者，如果是单独采访，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成了非常大的精神负担。既要拒绝一些不礼貌的暗示，为了工作又不好得罪对方。这恐怕也是许多职场女性的共同困境吧。

最糟心的来了。女性到了生育年龄之后，不得不休产假、腾出时间来照顾孩子。如果是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里，这产假和哺乳假对女性工作的耽误时间并不长，政府也已以其他形式支付过产妇的生育保险了，企业在这方面承担的损失不大。——然而，中国的男性基本上不休产假，新生婴儿的照顾主要都是妻子，即便是妻子回去上班之后、仍然需要匀出一定的工作时间分心来照顾孩子；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都必须围着新生婴儿转，能兼顾工作与孩子的，都是女超人。

但女超人又有多少呢？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孩子，为什么女性就要成为三头六臂的超人，而普通男人就可以正常工作、正常应酬？

这样一来，企业认为招女性就是吃大亏了。加上国家强力鼓励二胎，女性找工作就更难了。就算找到工作，企业也自然认为女性不适合出差，不适合外派，不能胜任竞争性强的岗位；自然也就不适合升职，不适合当领导。

问题是，当某位男职员不靠谱，公司会认为，这个人不靠谱，再招一个男职员就好；而某位女职员不靠谱，公司则会认为，女性不靠谱，再招一个男职员就好。

基本而言，就是把女性从职场上排挤出去，让她们从事生育和家务这样的无薪酬劳动。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的上升，碰到的不只是透明天花板，她必须得一层一层地向上冲破无数层的透明天花板，直到头破血流，再没有力气；而男性，一缕轻烟一样飘上去。

正因为难，所以，我更要强调：女性要多参与传统定义下的雄性竞争。

除开重体力劳动之外，哪些领域，男性最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那就证明那样的行业、那样的岗位最有价值，那同样值得女性去追求。哪怕有无数的人踩在你的头顶上，但也要咬牙坚持下去，才能为这个性别平反。

而那些稳定的、方便照顾家庭的、低竞争的、可替代性强的岗位，一般都工资低、升职无望，则是属于那些主要从事无薪酬生育和家务的女性的避风岗。如果职业女性的工作，渐渐被定位在一些低薪酬、低竞争的工作上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很希望更多的男性，能像文章开头提到的Martin一样，能换位思考；要知道，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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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1侯虹斌侯虹斌

张国荣离去，已经14年了。

想当年，他在香港文华东方纵身一跃，娱乐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4月1日愚人节的玩笑呢。没想到那却是真的。

正当盛年，却决绝地告别人世；一代巨星的这个“凄凉的手势”，大概是震憾了整整一代歌迷，以及众多路人粉。张国荣逝去之后，他的形象前所未有地崇高起来，大家挖掘他出演的电影、演过的音乐，他的台词、歌词，都被当作诗篇。他的地位越抬越高了。

如今，在文艺青年，以及伪文艺青年当中，四大“刻奇”一个也不能少：纪念张国荣、纪念海子、纪念顾城、纪念曼德拉。这几位名人的纪念日，仿佛是定时闹钟一样，到时到点，文字工作者们自动文思如涌潮，无限的缅怀，无限的深情。

“刻奇”（Kitsch）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读者在昆德拉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已经遇到过。当时将它译为“媚俗”，其实真实含义是“媚雅”，有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崇高的意味。自我感动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当发现这种自我感动，能让自己显得崇高；就忍不住滥用了。开始要求别人也感动，也一起来崇高。这就是“媚雅”，这就是“刻奇”。

米兰 · 昆德拉这么刻薄的人，形容得很准确：“将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把它乔装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流泪”。他比喻称，第一滴泪是刻奇，第二滴是刻奇的刻奇。第一滴泪无法避免，人类总要有感情，第二滴泪是故意的，是为了我能跟大家一样。这种“刻奇的刻奇”，才是值得警惕的。

重新翻到文艺界的这四大“刻奇”，就明白了。有时，纪念他们，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对他们有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公允地看待他们；甚至未必真心喜欢他们。恰恰是因为不了解，看到人人都在纪念，我们当然也不能落下。赶不上流第一滴泪，那就赶紧流第二滴泪吧，别人做什么，我们也要做。

比如说，顾城，除了“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大家还记得他多少首他的诗？那些对他的自杀无尽美化，觉得是“诗人的一种救赎”的，是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斧头砍死妻子？是不是不知道他的妻子不仅从经济上与家庭劳动上全面抚养照顾他，还要接受他与小情人的三人行？

倒不是借机在这里道德批判顾城。如果真正有学者诗人能够在了解一切之后客观公正地评述，再来纪念，那是正常的学术争鸣的；但那么多不着四六的缅怀，在道德与才华、在基本伦理与你读不懂的诗当中，在这些这么深刻复杂的问题面前，可曾有动过一点点脑子？

曼德拉，一直活在Beyond唱的《光辉岁月》，很好。但除了得知他是得过诺奖的南非黑人之外，敢问，你了解过在南非种族隔离的前世今生，你知道南非的政治与经济之前与之后都有过什么变化吗？在对曼德拉的怀念之前，你认真读过几本资料呢？

海子或许更纯粹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他的卧轨，确实是诗歌界的一大损失。但纪念的时候，请记得当时空前绝后的社会氛围；也请了解一下，那时的气功有多么流行；不知道社会背景，捕捉不到一个杰出诗人在那个年代里的思想与轨迹，你说，你深情款款纪念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呢？

大部分人只是人云亦云地跟随，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纪念的是什么。只有一些苍白而被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

张国荣，因为是大明星，也许粉丝更多，门槛更低。他在音乐与电影方面都有杰出成就，身为巨星，却没有什么污点，在如今港星凋蔽，再无光环的今天，张国荣的作派，一代风流，一代传奇。

但不得不说，张国荣在去世后达到封神、封圣的地位，也远远超越他活着时候的地位。他之所以成为“刻奇”的对象，不是因为他是所有巨星当中最优秀的一位，而是世人恰好选择了他，作为符号，来玩一场历时长久的行为艺术。

就拿他的好友梅艳芳为例。同样级别的天皇巨星（在世时，梅的影响力更大、乐坛纪录更多些），同样正在事业最巅峰时英年早逝，被称为“香港的女儿”；而且，梅艳芳去世前策划了一系列新碟和演出，有始有终、有交有代，更加令人凄惶与感动。梅艳芳与张国荣同年去世，但估计连梅艳芳的忌日也无多少人得知罢？

同理，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的陈百强、罗文，并无缘成为纪念的主角。甚至，连早逝的国际巨星邓丽君，李小龙，也享受不到张国荣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写给“哥哥”的情书，源源不断地在豆瓣上生产出来。但邓丽君或李小龙，虽有不少理性客观的报道分析，论“情书”，又能分到多少？

这种自我感动，已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从传播角度来说，你写一篇纪念陈百强、梅艳芳的，点击率大概无法跟纪念张国荣的相提并论。于是乎，就算我并不偏好张国荣，我也不得不附庸于大众的趣味，被语言垄断和收割，自觉地开始讴歌他。

人生艰难，巨星也不例外。我理解当事人的困境和痛苦，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或者结束它。但是，后来人把死亡和自杀诗化，并不值得推许。

明星的脑残粉，他们虽然狂热，但至少还对明星们了如指掌，发自内心；但这些“刻奇”粉，粉的并不是人，而是符号。借着别人的魂灵来自我感动、自我美化，本来就是一件幼稚而滑稽的事；当这样的刻奇表演，一年几度上演的时候，真诚地虚伪着，咳，就像口唇期的婴儿一样，永远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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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离去，已经14年了。

想当年，他在香港文华东方纵身一跃，娱乐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4月1日愚人节的玩笑呢。没想到那却是真的。

正当盛年，却决绝地告别人世；一代巨星的这个“凄凉的手势”，大概是震憾了整整一代歌迷，以及众多路人粉。张国荣逝去之后，他的形象前所未有地崇高起来，大家挖掘他出演的电影、演过的音乐，他的台词、歌词，都被当作诗篇。他的地位越抬越高了。

如今，在文艺青年，以及伪文艺青年当中，四大“刻奇”一个也不能少：纪念张国荣、纪念海子、纪念顾城、纪念曼德拉。这几位名人的纪念日，仿佛是定时闹钟一样，到时到点，文字工作者们自动文思如涌潮，无限的缅怀，无限的深情。

“刻奇”（Kitsch）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读者在昆德拉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已经遇到过。当时将它译为“媚俗”，其实真实含义是“媚雅”，有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崇高的意味。自我感动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当发现这种自我感动，能让自己显得崇高；就忍不住滥用了。开始要求别人也感动，也一起来崇高。这就是“媚雅”，这就是“刻奇”。

米兰 · 昆德拉这么刻薄的人，形容得很准确：“将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把它乔装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流泪”。他比喻称，第一滴泪是刻奇，第二滴是刻奇的刻奇。第一滴泪无法避免，人类总要有感情，第二滴泪是故意的，是为了我能跟大家一样。这种“刻奇的刻奇”，才是值得警惕的。

重新翻到文艺界的这四大“刻奇”，就明白了。有时，纪念他们，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对他们有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公允地看待他们；甚至未必真心喜欢他们。恰恰是因为不了解，看到人人都在纪念，我们当然也不能落下。赶不上流第一滴泪，那就赶紧流第二滴泪吧，别人做什么，我们也要做。

比如说，顾城，除了“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大家还记得他多少首他的诗？那些对他的自杀无尽美化，觉得是“诗人的一种救赎”的，是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斧头砍死妻子？是不是不知道他的妻子不仅从经济上与家庭劳动上全面抚养照顾他，还要接受他与小情人的三人行？

倒不是借机在这里道德批判顾城。如果真正有学者诗人能够在了解一切之后客观公正地评述，再来纪念，那是正常的学术争鸣的；但那么多不着四六的缅怀，在道德与才华、在基本伦理与你读不懂的诗当中，在这些这么深刻复杂的问题面前，可曾有动过一点点脑子？

曼德拉，一直活在Beyond唱的《光辉岁月》，很好。但除了得知他是得过诺奖的南非黑人之外，敢问，你了解过在南非种族隔离的前世今生，你知道南非的政治与经济之前与之后都有过什么变化吗？在对曼德拉的怀念之前，你认真读过几本资料呢？

海子或许更纯粹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他的卧轨，确实是诗歌界的一大损失。但纪念的时候，请记得当时空前绝后的社会氛围；也请了解一下，那时的气功有多么流行；不知道社会背景，捕捉不到一个杰出诗人在那个年代里的思想与轨迹，你说，你深情款款纪念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呢？

大部分人只是人云亦云地跟随，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纪念的是什么。只有一些苍白而被重复了一千零一遍的陈腔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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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不说，张国荣在去世后达到封神、封圣的地位，也远远超越他活着时候的地位。他之所以成为“刻奇”的对象，不是因为他是所有巨星当中最优秀的一位，而是世人恰好选择了他，作为符号，来玩一场历时长久的行为艺术。

就拿他的好友梅艳芳为例。同样级别的天皇巨星（在世时，梅的影响力更大、乐坛纪录更多些），同样正在事业最巅峰时英年早逝，被称为“香港的女儿”；而且，梅艳芳去世前策划了一系列新碟和演出，有始有终、有交有代，更加令人凄惶与感动。梅艳芳与张国荣同年去世，但估计连梅艳芳的忌日也无多少人得知罢？

同理，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的陈百强、罗文，并无缘成为纪念的主角。甚至，连早逝的国际巨星邓丽君，李小龙，也享受不到张国荣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写给“哥哥”的情书，源源不断地在豆瓣上生产出来。但邓丽君或李小龙，虽有不少理性客观的报道分析，论“情书”，又能分到多少？

这种自我感动，已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从传播角度来说，你写一篇纪念陈百强、梅艳芳的，点击率大概无法跟纪念张国荣的相提并论。于是乎，就算我并不偏好张国荣，我也不得不附庸于大众的趣味，被语言垄断和收割，自觉地开始讴歌他。

人生艰难，巨星也不例外。我理解当事人的困境和痛苦，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或者结束它。但是，后来人把死亡和自杀诗化，并不值得推许。

明星的脑残粉，他们虽然狂热，但至少还对明星们了如指掌，发自内心；但这些“刻奇”粉，粉的并不是人，而是符号。借着别人的魂灵来自我感动、自我美化，本来就是一件幼稚而滑稽的事；当这样的刻奇表演，一年几度上演的时候，真诚地虚伪着，咳，就像口唇期的婴儿一样，永远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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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卖卵20颗获25000元报酬，你觉得多还是少？

恐怕，稍为有点医学知识的人会大吃一惊吧？近期，媒体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导，报道了一个地下的卖卵子的市场，女大学生小雨（化名），在一处公寓楼里，一间私下改造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人工取卵手术。

此前，小雨在安排之下，开始打了多天的促排卵针；到了取卵当天，“护士就让我换了那边的睡衣，然后口罩头套，下体消毒”，小雨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完成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躺在手术床上。所谓的医生和护士开始进行取卵手术，这个过程中没有打麻药。

而且，这个取卵手术，并没有签合同。中介告诉小雨，通过手术从她体内成功取出了20颗卵子。当记者再次与小雨联络时，发现QQ聊天窗口的在线提醒已从“4G在线”变为“iPhone7 Plus在线”。而此前，小雨的说辞是，“我是真的缺钱，没办法。”

「 捐卵女孩与记者的QQ聊天截图（图片来自中青网） 」

记者引用了专家的提醒：“中介说取了20个卵子，这个数字谁也不知道真假。在我们的临床上，一次只取10-12个卵子，这个数量对于胚胎移植已经够了。要得到更多卵细胞，需要用更多药刺激卵巢，这是有风险的。卵巢被刺激过度，容易发炎，形成腹水。”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其实就是“用手术用的空心针刺破卵巢进入卵泡，才能取卵”。所以取的越多，意味着在卵巢上留下的创口也越多，伤害也越大。

「 取卵用的穿刺针（图片来自东方网） 」

很多女性并不知道，取卵手术的风险非常大，约为1%的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另外，促排卵药还可能导致卵巢扭转；而一旦卵巢扭转，就切断了卵巢的血液供应，很快就会出现卵巢缺血、坏死的严重后果，不得不开腹手术切除坏死的卵巢。国内已发生多起因OHSS而死亡、脑栓塞、外周血管栓塞、严重肾功能衰竭的案例。

“广州17岁少女打激素卖卵一次取出21颗卵子，内出血险丧命”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罕例，只不过有没有曝光而已。黑中介的医生不会告诉你，取卵会刺穿你的阴道，对你的身体有严重伤害；不会告诉你，这个手术有生命危险，导致终生不育也是常事；更不会告诉你，黑中介的所得，是你以付出生命风险为代价所得的5倍到10倍。

我最厌恶的还是那些广告或宣传，以“女大学生卖卵，两周可轻松得两万”引诱意志薄弱、缺乏常识的姑娘入其彀中。因为在中国，几乎是没有正当的性教育的，即便读到大学，很多人对性知识一无所知，而且羞于了解、不屑了解。她们看到“捐卵”这个词，以为跟“捐精”差不多呢。但容许我打一个比方，捐卵这个过程，如果比作捐精的话，就相当于用空心针刺穿阴茎再刺进睾丸去取精；而且，因为取卵是体内的，比这个比喻的风险还要大很多——怎么样，完全没有生理知识的人，有没有觉得脊背发凉？

这其实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去欺骗他人。

当然，这一类女大学生自己也难辞其咎。她们“真的没钱”，那为什么又急于换上昂贵的苹果手机？冒着生命危险去出卖子宫，才得来这几个钱？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裸贷，一度流行于部分女大学生当中，她们可以为了一盒眼影、一套护肤品，就拍下裸照，交出亲朋好友的各种信息和资料，仅仅为了借出数千元。最后不仅要偿还数倍、数十倍的高利贷，也把自己置于被胁迫卖淫、把亲友暴露于高利贷催债的危险当中。

这里也要提一句：为什么总是女大学生？是因为男大学生不好骗、不虚荣、不缺钱吗？

当然不是。只不过因为女大学生的身体自带着性价值、子宫价值；又因为有了“大学生”这一身份，增加了一点附加值而己。这一个群体，年轻，正是性价值最高的时候；又未经世事、没有收入来源，特别容易欺骗。所以，她们的身体，成为骗子们觊觎的富矿。而男性的性价值不高，他们所能的劳动力不值钱而己；并不是年轻男性的道德感比女性强。

在这个问题上，男性并没有仅仅依据性别、就来裁定女性爱慕虚荣的权利。只不过是因为女性“怀璧其罪”，而不得不学习各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护罢了。

我很不喜欢动用道德批判，但我认为，应该进行智力批判。出卖的东西和换取的东西绝对的不对等，这些姑娘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她们肯定在犯错，在自毁，但她们未必知道，或者以为自己可以超脱于风险之中。这里有一种常见的误区，以为卵子和性，都属于可再生资源。其实大错特错。

卵子就不说了，人的一生排卵的数量是有限的，排一颗少一颗，不可再生。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属于科盲。而性呢？她们以为，拍裸照、出卖性，“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又不会少一块肉”。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一但觉得“性”也可以拿来换东西的时候，这样的经历，将指引着她们的心理、价值观、人生信息都发生扭曲。就像人生的分岔路一样，从此走向不同的轨迹。

最后，我只能一声叹息：“她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暗中标着价格”。（茨威格的《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 ）她们必将为她们年轻时的错误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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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子这个“歪风邪气”，在女明星当中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很多女明星都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人设，说自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从来不娇滴滴。

这是很拉好感度的。因为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一想到女明星，就容易想到小心眼，想到勾心斗角，急于上位。“女汉子”，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吃苦耐劳，能够跟大家打成一片，既不会太挑剔、也不会太计较；这样，就把自己跟外面那些“妖艳贱货”区分开了。这也是这个形象会比较招人喜欢的原因。

不过近年来，这个境界又更进一步了。她们还喜欢被称为“国民老公”，不管是偏中性化的窦靖童，还是本来就长得千娇百媚的张天爱、郭碧婷，都想把这个标签贴在身上。连像狐狸精一样妩媚的范冰冰，好几年前她逆转形象的关键，也是把自己塑造成为霸气的“范爷”。

最典型的是刘亦菲，明明就是娇弱美丽、吹弹得破的小仙女，居然也开始喜欢玩反串，穿上迪奥的西装长裤套装，帅了一脸，人称“天仙攻”。

女明星们玩“自黑”，开启自嘲模式，其实，都是为了偏离传统的柔弱、心机的女性认知。更亲民，更吸粉。

不过，这又与“超级女声”时代由李宇春等人带起来的tomboy 风潮，有很大不同。李宇春已经走向国际化了，不过她的男性化的打扮仍然是时尚圈的一股清流，无法复制。而别的女明星，虽然自命为各种汉子，但从杨幂、赵丽颖到袁姗姗、周冬雨，或者刘雯、何穗这些街拍潮人，她们是很珍惜自己身上的女性美的。惟一不同的，是女性美的定义发生了偏移。

潮人们的标准打扮，就是通过穿各种各样宽大外套、阔腿牛仔裤、男友衬衫和丑靴，来掩饰女性的腰身和线条；像罩子一样，把自己的身材曲线遮掩起来。唯一允许大大方方坦露的，是一双笔直的大长腿。

再具体一点吧，现在的服饰搭配标准，压根不再是打扮得优雅、迷人、浪漫了。如果穿的是短裙，就要配双白板鞋；如果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裙，就需要配一双军靴；如果穿着浪漫的真丝绣花裙，就需要配上皮革外套；反过来，如果身上套着件宽松粗犷的军装外套，那脚上就最好蹬一双尖到吓死人的细高跟鞋。全身统一的打扮，只会被点评为“太娘了”“太OVER了”。

总之，入时的打扮是一定要兼具男性化或者中性的因素，还有一点女性细节的点缀的。

大概还是一两年前吧，国际各大时装周上总是有中国的明星，像妖魔鬼怪一样出没；偶尔我觉得穿得斯文得体很淑女的，反倒被时尚评论员们酸：“太娘啦”。这个度，真难把握啊。

做到不“娘MAN结合”的明星，注定得不到更好的时尚资源啦，在这个时代里。

从另一方面来说，今日中国的女明星们个个是豪门，收益极高，不管是日进斗金的杨幂杨老板，还是女巴菲特赵薇，或是一大群流量小花们。她们不仅有话事权，而且调门也高了起来，更愿意以强势、能干，这些传统上认为属于男性特点的风格来行事。这也许是“女汉子”这一人设，在时尚界引起颠覆性反应的原因。

“去性感化”，是一个关键词。

以前听曾经听行业内的人说，在拍时尚大片的时候，别人都要求修图修得胸大一些，杨幂是罕见地要求把自己的胸P小的女明星；也许她的先天条件特别好吧。但现在女明星都在有意无意这么做啊，潮流不就是掩饰自己的身材曲线吗？

现在的内衣，再也不会像个三五年前那样，喜欢塞着厚厚的海绵垫，什么聚拢内衣，丰胸内衣到处风行了；挺着一双虚假繁荣的假胸，也蛮尴尬的。2016年，有一种叫做bralette的内衣开始流行。就是那种带有蕾丝的，半透的，没有钢圈也没有海绵垫的内衣。设计上的花样更多，但都是超薄的，营造出来一个个瘦削的平胸。这种才是新的美。

甚至，因为这种潮流的流行，连行业翘楚维多利亚的秘密的销量也大幅下滑。因为维密的看家本领就是突出身体曲线，垫着厚厚的胸垫，塑造出好胸型。虽然在潮流到来时，他们也推出了bralette的内衣；但维密没有引领潮流，而是跟随潮流，就失去了定价权，导致了业绩下降。

有人会觉得性感不再，优雅不再，看着那些穿得怪异的模特和明星们直摇头；也有人觉得，性感的定义再度被更新了，多了新鲜感，中性也是一种力量，有何不可？

这种“去性感化”，算不算是时尚界的拔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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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背GUCCI包的高知女性对世界的阐释

侯虹斌

看了鞠白玉老师的文章《做全职妈妈是没有追求的人生》，很是感慨。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女性有子宫、能生孩子，这个本来是个优势，是为人类繁衍和生产立下汗马功劳；结果社会的发展，却把女性的优势却变成了对女性的惩罚：女性不得不为此付出牺牲自由、牺牲经济能力的巨大代价，去生育与抚养孩子，养育的孩子却是父权制度的继承人，没女人什么事。

女性的这种牺牲，不仅得不到承认，反而会被讥为“无能”。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会把抚养孩子的责任尽可能地平摊到父亲与母亲身上，让母亲也能脱身去工作、有一定的自由。可惜，这只是目标，现实中，哪个国家都达不到。而在中国，实际情况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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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腾讯直播做了一档关于社会两性关系的直播节目“亲密客厅”，我的搭挡是社会学系学副教授、性学专家裴谕新。在直播当中，她谈到了她在做社会调研时听到的一个案例：

一位女性，结婚之后，便辞职照顾丈夫和孩子。但是，后来，她每次与丈夫上床，都要求丈夫必须给她800元。为什么？因为她没有钱；而他们的孩子有听力障碍要做大手术，丈夫觉得没必要治病，她却想治好孩子的病；她不得不通过向丈夫出卖身体，来换取给两人共同的孩子的手术费。

我就不多评价了，当时只听得浑身发冷。

没有收入来源的全职主妇，连给孩子治病，都要靠与丈夫做交易；我善意地相信这仅是一个个案。不过，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作为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全职主妇，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不依仗丈夫的善心，她能有什么办法？有制度保护她吗？有法律保护她吗？

最近，我发现在微博上，有一个新的趋势：全职主妇与职业女性开始撕起来了。后来上天涯，发现天涯也新开了好多个帖子在互相指责，经常一吵就是几千上万个跟帖。

我想，这个问题早不争，晚不吵，而在这个时候引爆，是因为国家这一两年在大力推行二胎政策，问题正在全面凸显出来。“二胎化”之后，直接影响就是：有一些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企业越来越不愿意招收女性、女性的薪水一再降低，与其如此，不如回家带娃。

这其实就是国家缺人手了、需要增加人口；国家请客，企业和女性买单。

这个逻辑比较简单的，在此不多说了。有趣的是，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有什么冲突呢，怎么会变成互相看不顺眼呢？

我想，这应该是由双方的优越感引起的。

职业女性认为全职主妇不劳而获，全职主妇认为职业女性没本事嫁有钱老公。这是最浅、最口水的层次，没有什么思考的含量。稍为深一点的争论，则是职业女性认为全职主妇并没有经济来源，仅靠着男性的感情和恩赐来维持，没有什么安全感；而全职主妇则认为，所谓女权，就是女性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你管我呢。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全职主妇的劳动，得到承认了吗？她们能从制度的层面获得保障、而不是靠男人获得安全感吗？女性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这种选择是自我意志的选择呢，还是信息被遮蔽之后的不对等的无奈？

当然，职业女性也不必得意得太早。因为在职业之外，你们同样要回家生儿育女，这些劳动同样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的婚姻法律法规并不保护夫妻共同财产，而是保护资产方的利益，谁有钱就利于谁。谁在外面赚钱，钱就是谁的；而家务劳动、生养、教育孩子的劳动，都是无薪酬劳动；而且一旦离婚，在实际判决是得不到保护的。承担这些无薪劳动的，绝大部分是女性。

职业女性或者还有能缓冲的办法，全职女性只能祈祷丈夫永不变心、永远仁慈，靠爱来发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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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论中，全职主妇向有工作的女性标榜全职多么不容易，寻求理解认同，甚至尊敬，其实是没什么必要的。因为制度不能保障夫妻平等的情况下，你的丈夫就是你的雇主；你只需要对雇主负责；雇主肯尊敬你，是你的运气。

那些勇敢辞职的全职主妇们，可以自己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你拥有家庭财产的平等主权吗？万一你离婚，你有多大的信心能取得分配财产的主动权？

第二，现在很多孩子的母亲都是能干的职业妇女（工作到四五十岁时，女副总、女副厅长、女老板之类的很常见）；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你作为一位全职主妇站在一群职业女性中间，他是否会为你这个全职妈妈而骄傲？

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给了非常肯定的回答，恭喜你，你确实自由选择地合适自己的路，也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但我很怀疑，有多少女性有这个信心。

第一个问题，我先来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王宝强与马蓉。

马蓉算是嫁得不错吧？后来，马蓉涉嫌出轨、婚内转移财产。姑且算作全部是事实吧，舆论不仅骂其淫妇，认为她比潘金莲还恶毒，因为潘金莲没有动武大郎的炊饼钱啊（其实，潘金莲恶毒是因为她杀人了而不是她出轨了）。

我要敲黑板了。马蓉转移的不是王宝强的钱，转移的是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里面有一半钱她也有份使用。别以为王宝强拍戏挣的钱，与妻子无关。懂？

大众恨马蓉，很大程度上，是以为丈夫赚的钱都是丈夫的；妻子动用了丈夫的钱，就是偷。殊不知，就算王宝强，他如果转移了共同财产，与马蓉转移共同财产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对马蓉超乎强度的痛恨，是因为大家既不了解婚姻法，又充满了厌女症的偏见。

还有，那种认为老婆买包包、买衣服的，就是乱花丈夫的钱，也很糊涂。钱是两个人共有的，丈夫能用，妻子当然也能用，两人是平等的。如果你买件衣服都胆战心惊，甚至连给孩子治病的钱都没法向有钱的丈夫要，那你在婚姻里，根本就是一个等待施舍的乞丐。

其实，欧美国家当中，因为生孩子多，雇保姆等成本高，全职主妇比中国的比例高许多。但人家全职爸爸同样也有不少啊。不能说欧美国家就完全解决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但在财产权上，至少保障夫妻共同利益。离婚时，女性（少数情况下也有男性）往往可以获得高额赡养费。而且，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征税，进入婚姻在某些税费上可以得到减免；即便是这样，西方国家里结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些细微的好处并不能给结婚带来太大的增益，反而增加了风险。

而中国呢？因为无薪劳动得不到承认，法律并不保护夫妻共同财产，只保护资产方（包括负资产方，比如负债者）的财产（或负债）。而在社会文化当中，更认为，全职主妇，就是不劳而获的蛀米虫。

我当然反对这种观点。但我承认“家务劳动也是劳动”有什么用？你的丈夫承认吗？法律保护吗？大众认同吗？你一直都无比自信和有安全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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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职主妇来说，最恐怖的还不是丈夫看不起自己，而是孩子看不起自己。

就以前的明星王艳来说。她年纪轻轻嫁入豪门，便退出娱乐圈，也从来没有听过她婚姻不好的花边新闻。她带着九岁的儿子球球一起录节目。但球球经常说的是：“妈妈在撒谎”，“其实她心里一点爱我的成分也没有”。王艳自己也说：“刚才六六一直说我，说一看你跟你儿子的关系太好了，好到他完全都不怕你，你跟他说他也不怎么听。”

更雷人的是，球球吐槽说:“我妈妈喜欢购物，但购物了之后她就是放那儿不用、不吃，整个浪费我爸的钱。我爸每天赚钱赚得多，一天能赚十几万，但是她天天浪费，最高是一半。”

她的儿子，根本看不起这个母亲。

这还是公开播放的节目呢，被剪掉的更不知凡几了。

别怪小孩不能理解你的苦心。这是因为，孩子的父亲不尊重母亲，孩子都看在眼里了，也学会了。其次，这个社会并不尊重无薪劳动，认为养育孩子的劳动一钱不值，这个家庭所有的钱都应该是资产方的，妈妈是在花“别人的钱”——哪怕这个“别人”是丈夫。

在一个势利的社会里，孩子就是势利的；孩子怎么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不喜欢含辛茹苦，只会亲近经济条件更好的一方。

这样的母亲，在这种偏见面前，腰杆怎么能挺得直？

再说了，王艳算不错了。中国有多少全职主妇，是嫁入豪门，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用做家务，一排保姆司机等着差使，除了带小孩晒太阳之外就是吃喝玩乐做美容的那种？大多数也不过是小中产，还要接送孩子、做家务、打点上下、给全家准备晚餐。正如@可怜大妈 微博中所言的：

“那些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老人的，不叫全职主妇，别侮辱全职主妇，你就是不领工资且无社保的24H家政，那你干嘛不去家政公司谋个差事啊？好歹一个月六七千收入、4天休假、8小时工作、还能上社保，你会算账吗？”

在西方国家中，他们知道，全职主妇，同样是一份有尊严的职业，与在外挣钱的丈夫人格是平等的。但在中国，是没有这种平等的。所以，各种文章都在呕心沥血地教导中国现代女性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中国也是全世界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国家。

我只能说，在没有制度保障之前，还是老老实实地赚钱吧，不要把自己耗费在太多的无薪酬劳动之上，替男权社会买单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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