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十年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尤物

2014-12-01 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我又回来了。

很久都没有更新了，哎，一直忙嘛。感谢现在的粉丝们“不删之恩”。我会用更好的内容，更友好的界面，以及更丰富的信息来回报大家。

接下来，我会努力地更新，和大家一起分享各种文艺思潮、社会风向，观照艺术与娱乐；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思维的乐趣。

（上图从左到右分别为左拉、萨特、波伏娃、加缪、纪德）

如今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被简化成了“公知”，被彻底污名化了。原本，它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既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又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从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公开发表文章《我控诉》开始，他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左拉、萨特、波伏娃、加缪、安德烈·纪德……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可惜，淮橘为枳，这个称谓在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我都不想的”（耳边似乎回响着TVB的台词）。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

十年前的12月27日，早已具有国际声誉的苏珊·桑塔格去世。

谨以此文纪念她，纪念那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种崇高的赞美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十年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尤物

怀念你，苏珊·桑塔格。

如果说一个趣味主义者、一个唯美主义者，也会衰朽、老死，是不是很令人心碎？是的，她就是这样死了，死于乳腺癌，她割掉了自己的乳房，成功地把死神拖垮了三十年。我认为她已经赢了。

我们为什么热爱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4年12月27日去纽约去世。作为当前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被誉为公共的良心。她的离开，对于某些死硬派而言，或许是种解脱：“9·11”事件后，桑塔格发文质疑政治领袖联合媒体、专家在夸大恐怖主义的威胁，与全美，甚至全球的舆论“唱反调”。结果她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报纸社论直指桑塔格为叛国者。她一走，Sigh，全世界都安静了。

（1966年，33岁的桑塔格。这一年，她把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反对阐释》，令她名噪一时，该书迅速成为当代经典。）

但这种失语，就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沦陷。就在同一年的9月，法国杰出作家、美女萨冈仙去了；10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去世；12月，又一颗巨星桑塔格陨灭了。20世纪的大师们，已次第谢幕，给这个世界留下硕大的空洞。这种空洞，任多少诺贝尔获奖者都弥补不了。

（1978年，45岁的桑塔格）

桑塔格很大程度上被一些符号所代替：一个文艺评论家、一个小说家，一个剧作家，一个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新知识分子，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蕾丝边（lesbian，女同性恋）。但桑塔格讨厌这些标签，也很少提及她是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图书奖、耶路撒冷国际图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获得者。她是罕有的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文艺批评大师。但是，媒体报导这样一位71岁的老太太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她，苏珊·桑塔格，带给世界难得一见的魅力和性感，《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严厉而明净的大眼睛，浅浅的笑容，黑色的衣服，低沉粗粗的声音，黑黑的长发间夹着标志性的白发，她的容貌夺人心魄。”

错位和误读是我们最爱玩的把戏。我们喜欢杜拉斯，是因为一个70岁的老妇人却像17岁一样怀春；我们喜欢萨冈，是因为18岁的少女就历尽沧桑坐看云起；我们喜欢桑塔格，是因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美貌的少女狂热地波希米亚，桀骜自大，到头来却被证明是“全美国最智慧的女人”，在老土的文艺批评家岗位上作足了前卫的姿态。

身份的叠加，文字的密度，好战、唯美的趣味主义被运输到了中国，桑塔格依然是大师，而且，被标签化。

（该肖像出自著名摄影师彼得·胡扎之手。）

误读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花瓶

第一个错位，是把桑塔格摆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神主牌。照福柯的说法，知识分子已消失了。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层的兴起》中提到：知识分子进入校园，成了职业管理者，转型为专业知识分子：新阶层兴起了，精英知识分子消失了。可桑塔格讨厌被人钉死在知识分子的墓志铭上，坚决不进大学任教，却认定：“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桑塔格自己就干了几件事：1989年，声援被追杀的英国作家拉什迪；1993年，苏珊在萨拉热窝的前线为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上演现代戏剧《等待戈多》；9·11后，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导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在领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时，毫不客气地指责以色列人的野蛮行径；2004年，指斥虐囚事件，把美军与萨达姆甚至纳粹并列……

因为说真话，桑塔格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美国流行的保守派刊物《新共和》设问：本·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三个人都要摧毁美国。两年多来，桑塔格不断收到恐吓信与恐吓电话，很多电台不愿意请她去做访谈，很多刊物对刊登她的文字顾虑重重。如果她不是她，不是那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桑塔格，一早就被灭了。

这些神话，让桑塔格在中国被误读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样板，一个学术的花瓶。

（漫画家大卫·莱维恩笔下的桑塔格）

这个最锋芒毕露的思想牛虻、最恶毒的精神女巫，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出现的。试看，在整个政治如火如荼的60年代，苏珊·桑塔格没有投身于意识形态的任何诠释，反而一头扎进文艺评论；当保守派们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的时候，苏珊站在了大众文化这一边；当纽约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的时候，住在纽约的她眼睛直接掠过金斯堡们，落到大西洋彼岸那些鲜为人知的先锋派身上。现在天下太平了，大家都钻进书斋里该干嘛干嘛了，她却跳起来指手划脚——桑塔格永远是一个少数派，一个反对者，一个不合时宜者。中国的左派文艺青年，乐于把她视为一个文化符号，都以谈论她为时髦。

可是，大家是要学习她的态度吗？那些学院派都会连连摆手：不，绝不。

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让我们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纯粹、智性、崇高、自由，我们对桑塔格，只是能是一场错爱。

误读二：趣味主义者的尤物

（摄影大师布列松人物肖像之桑塔格）

50年前提出的坎普趣味，至今仍然精到、新鲜、前卫、充满悬念，也只有桑塔格可以做到了。连夏奈尔也不行。在中国，罗兰·巴特、让·雷奈、戈达尔、法斯宾德、布莱希特、纪德、加缪、本雅明的慢热，到今天成就了他们的吹鼓手桑塔格；而桑塔格，又让他们的令名得以远播。她的凌波微步总是得风气之先。

很多时候，我们迷恋她，不是因为她在描述什么，而是她描述的方式。评论加缪？评论尤内斯库、《秃头歌女》？评论乔治·卢卡奇？评论色情电影？甚至评论摄影？谁不会呀。可是，只有她让大家记住了。甚至坎普，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是大家的第一联想是她，而不是伊斯特伍德。

（1973年，桑塔格作为美国记者访华团副团长访问中国。图为1月20日，桑塔格（前，右二）一行在新华社与社长朱穆之（前，中）等合影。）

在十年前，中国一度出现过桑塔格热，除了因为她发言多、出镜多，中文版文集的出版以外，香港文化人陈冠中重写中国版本的“坎普”，也促成了小圈子里的重读桑塔格。——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种对格调和阶层的揶喻和讥笑，走到中国，竟变成了对格调和阶层的顶礼膜拜，甚至明知故犯。而桑塔格的坎普也遭遇了同样的宿命：她对坎普是一种温和的、婉转的、谐谑的戏拟，我们却看出了微言大义，欣喜若狂，直至不知所谓。

（欧文·佩恩摄）

我以为，一个智力过剩的时代往往要以“反智主义”作为自己的泻药。在早早就踏上后技术主义征途的美国，坎普就充当了一种巴豆，变成一种酸性的智力，来融解刚性的现实。可是在中国，也只能勉强算是工业时代，建构还惟恐不及。“坎普就是严肃地对待轻浮之事，轻浮地对待严肃之事。”依我看，我们还只配严肃地对待严肃之事。要亦步亦趋地学人家谈坎普？还早着呢。

（桑塔格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

（戴维很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子情深）

桑塔格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而另有一些丈夫，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我能不能借用她的比喻来说，桑塔格直接呈现了两种性征：正直、理性、立场坚定，然而，却刻薄、毒辣、喜怒无常、不可捉摸。因为桑塔格的丈夫气，她盗取了我们的信任；然而，在她的文字里，我们拾缀起来的，却尽是对道德的调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