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写作资源，而文学反馈给历史的，则往往体现为情怀和温度。
中国的史书，无论是“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关心的基本上都是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西方年鉴学派等，关注“长时段”的细微生活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比如商品交易、婚姻习俗甚至菜谱的变化，但还原的“生活史”也依然是“历史”的立场。这就给以情怀抒发为己任的“历史文学”留下了空间。
夏坚勇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长篇散文《绍兴十二年》，从题目上让人想起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然而作者在讲述那个南宋历史转折之年时的心态，明显要比黄仁宇轻松得多也细微得多。虽然不可避免要写到宫廷斗争和政治变动，但他的志趣并不止于此，勾栏瓦肆、引车卖浆乃至于风月男女都在他的笔下得到了鲜活的再现。这样的再现当然不可能是“眼见为实”的客观记录——而恰恰是文学想象令这篇历史散文充满了鲜活的气息。
相形之下，侯虹斌在《当代》杂志上开设的有关汉代人物的历史专栏，内容则要单纯得多，但也因为“提纯”而制造了更加锐利的阅读效果。她分别选取了刘邦、吕后和文帝等数位汉代历史人物作为书写对象，抛开功过是非的争论，仅从人生的角度进行点评，在她眼里，刘邦是一个被人误认为流氓的游侠；汉文帝则是善于藏拙因祸得福的庶出子弟……而《吕后：成也乡下姑娘，败也乡下姑娘》一篇，干脆将这个历史上极有权势也极为狠毒的女人写成了活脱脱的短视平凡女人，有些段落的唏嘘之感，甚至令人想到张爱玲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这种将“大人先生”还原成饮食男女，从而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另一种解读方式的写作手法，另一位历史作家张宏杰也曾大量采用，但侯虹斌作为女性，又比张宏杰多了一份好奇之心。
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家。历史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写作资源，而文学反馈给历史的，则往往体现为情怀和温度。或许还原了历史的生命气息，才是体现了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也才能真正做到尊敬历史上那些活生生的人。（编辑 可意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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