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这么需要被管吗？

前些天，网上就流传着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行为被明确点名；而且，由“劣迹艺人”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等被要求暂停播出。这种越俎代庖的事，广电部门经常干，这倒不足为奇。但微博上转发这个新闻的评论里一片支持声，我就实在太不能理解了。

起因是从今年3月开始，歌手李代沫、导演张元、编剧宁财神、演员张默、高虎、房祖名、柯震东相继因为吸毒被捕；同时，演员黄海波、导演王全安也因嫖娼被抓；此外，还有艺人郭美美因聚众赌博被抓……这真是一出热闹的“监狱风云”。

艺人犯了错，甚至是犯了罪，自然有法律机关来惩处他们；但一个主管部门在法律惩处之外，再施惩处，这算什么呢？不妨来看看法律条文：

《中国人民共和国戒毒法》第五十二条：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刑满释放人员安置条例》第三条：对刑释、解教人员，社会各界及安置单位不得歧视，在就业、就学、晋级、评奖等方面应当与其他公民同等对待。

以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明星犯法了能否复出，而是在于做决定的主体是谁。如果是某演艺公司决定雪藏有吸毒、嫖娼等劣迹的旗下艺人，我赞成；如果是演艺界的行业自治组织出面号召同行抵制有劣质的明星，我赞成；如果是广告商弃用有劣迹的明星，我赞成；如果是观众从此不去看有劣迹的明星参演的电影电视剧，我还是赞成——但如果“有关部门”下一道命令，要求封杀有吸毒、嫖娼等劣迹的明星，我必须反对。

何况，这事不论谁管也轮不到广电总局来管，因为它既不是法律机构也不是用人单位，更不是自发组织的行业自律协会。

（广电总局封杀“劣迹艺人” 波及艺人及相关作品，CFP供图）

娱乐行业是市场化最高、最透明的行业之一，完全可让市场自己配置。上面一句话，否定的不仅是某个明星，而是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不计其数的时间和金钱，这是扰乱市场。事实上，不用别人管，市场的自律在第一时间已经生效了。据9月份台湾媒体消息，柯震东吸毒被抓后，之前代言的19个广告纷纷下架，厂商索赔费用很快就有了初步数字，目前三分之一的厂商索赔，柯震东与经纪公司预计偿还全额代言费，据悉金额超过5000万(新台币)，若尚在观望的厂商也索赔，可能要赔偿上亿元。从事娱乐行业，形象对一个明星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他为自己犯的错付出的代价，怨不得别人。他背后的公司、影视投资商在他身上投资，算是看错了投资对象，投资失利，也只能自认倒霉。

市场确实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政府来配置资源，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市场力所不能逮的地方。但许多该管的事情都没有管好呢，“有关部门”却总是在一些已经臻至透明的市场里插上一脚，就显得多余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对这种指手划脚异常欢迎，拍烂手掌？有网友赞同广电局的封杀令，说：“你乐意看柯震东，我特么不乐意，就这样，懂？”这就是问题了，你不乐意看柯震东，你就不看，这不就有选择权了么？还非得找有关部门发文件给你说“你不许看”吗？

还有人说，柯震东光靠市场调节能不能被封杀，他的粉丝都这么疯狂，所以必须下命令封杀。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和市场对着干？即便他犯过错，他已经为他的错付出了刑罚的代价，赔了高昂的合同罚款，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洗掉了不计其数的粉丝，如今他仍有剩余价值，为什么不可以有工作？你可以选择不看，但不能剥夺别的人的选择权。

这让我想起多年以前成龙说过的一句名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龙大哥的儿子，房祖名，正因为吸毒，也在“封杀劣迹艺人”之列。但是，成龙到底是觉得自己应该属于“被管”的那一群中国人呢，还是把自己当成是“管中国人”的中国人？事实上，他这句话一直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似乎没有主管部门，大家就不会思考了，不会判断了；不禁止一下，不提倡一下，就总是觉得没有弘扬正气。另一方面，大家又觉得自己就是老大，看什么人什么东西不顺眼了，就热衷于有关部门呼吁“快来管一管呀”。他们还喜欢使用的语言方式就是：“如果现在是文革你说这话就会被游街批斗”、“如果现在是古代她这样做就会被浸猪笼”，语气中，似乎对那个他可以立即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时代十分羡慕，全然忘记了他自己也可能就是被管束的对象。

成龙多年前说过一个故事：某天，他心血来源去接儿子房祖名放学，结果在学校门口站了半天都没找到人。回到家里，他太太告诉他说：你儿子已经读中学了，不在小学念书了。而这次房祖名被抓之后，才曝光出他已吸毒八年。长达八年，身为禁毒大使的成龙在干什么呢？

当一个人不愿意负责的时候，就总是要求社会为自己负责。同时，很可能他也会热衷于管别人，全然不理会别人是否有手有脚自己可以负责。因为在他们眼里，除了管理者，大家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

事实上，我也时不时动过“真该好好管管”这种念头，例如网络上动辄污言秽语满天飞伤着我的时候。但我知道，这是因为在行政主导之下，有些市场发育是畸形的，才会在“无人管”的地方，把缺德和无知、散漫当作自由。管得越细，堵得越厉害，管不到的地方就会更变态。

比起其他国家，中国古代的思想控制严密，所以才惯于接受“管”，不被管就不舒服。二千多年前商鞅变法的时候，民间有人不赞同变法内容，有人赞美变法是个好东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也就是说，你用脑子想问题了，就不是良民了，就不好管理了。他把这些人全部流放到边城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论政了。《论语·泰伯》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释义是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虽然现在关于此句的训诂和翻译有细微不同，但在帝王史上，普遍都把上面的理解当作驭民高招。

时至今日，我们中许多人，在享受了现代社会所带给他的自由之后，又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被管。这种心态也不难理解，奥·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但这种惰性的结果就是，不放手让小孩学走路，他就永远跌跌撞撞，不放手让社会自我发展，它就永远难以成熟；结果是大众永远处于愚蠢和摇摆中，形成不了成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所以，才会有有丑闻的韩星在本国混不下去，跑到中国却能疯狂捞金。无他，人家韩国市场更成熟，有行业自律；而中国，欠缺训练过的大脑，只剩下“钱多、人傻”了。

我们越是呼吁“管一管”，有关部门就能管得越理直气壮，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小，有关部门权力越来越大，没有寻租空间才怪呢。

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败坏，真正需要“管”，因为它教坏的不是小孩，而是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