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6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迁改造后的广州杨箕村锣鼓喧天,筵开1500桌,成了“十一”期间的一条大新闻。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重聚在一起,共庆杨箕村民回迁入伙。按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杨箕村村民们个个都坐拥1000万资产。从航拍镜头来看,一千多桌筵席,原本预留的15000人的席位,座无虚席,密密麻麻,整饬如蚁群,视觉效果十分震憾。
杨箕村是广州的的城中村,与南方报业集团比邻而居,许多媒体人就选择了在这里租住,也见证过南方报社的许多故事,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它的故事就带有了一点文人气。
多年以前,杨箕村是许多外地打工者来广州落脚的第一站。里面是密集的廉价而简陋的农民自建房,在这里,因为房屋密度极大,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但它又偏偏离地价最高、最核心的CBD珠江新城很近,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还是多条地铁的交汇处;于是,它在2009年成为广州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之一。
大家对这些未必都感兴趣,关注点全都在于:这些农民,就是通过拆迁房成为了千万元户!这不正是打《没有了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脸吗?是的,无需奋斗,他们就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的房产,他们怎么是无家可归呢?你让那些在北上广苦苦奋斗多年,半年的工资才顶得上一平方米的房子的白领们情何以堪?
一,小产权房无法变现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032套(仍有17户因特殊原因尚未完成回迁选房)安置房,面积从32平方米到118平方米不等,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最多的一户分到了20套房。
据杨箕村公布的名单,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278544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按照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价,相当于村民户均坐拥800多万的资产。由于房价均价已大幅上涨,现在的估值就是户均千万资产了。
上万个“千万富翁”济济一堂,这种万人筵真是盛世下的狂欢。
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千万富翁们之所以致富,能获得巨额财富,既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突出,也不是因为他们眼光独到、投资有术,更不是因为有冒险精神或投机决策能力,完全是时代的机缘巧合。他们比食利阶层走得更远,更像是彩票中奖一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难怪有文章声称,这些拆迁致富者是城市的食腐者。
说别人是“食腐者”,这样的话多少含有一点酸意。不过,回迁户获得房子,不仅过程与普通白领的购房不一样,其房产价值,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掌控上,确实也有本质区别。
因为,这些回迁房都是集体土地性质房屋(即小产权房),不能转手变现。要把回迁安置房从集体土地性质改为国有土地性质,变成商品房流入市场进行合法变现,需要全体村民同意;媒体报道,目前初步了解村民对这方面的诉求尚未十分迫切,因为一旦转换房屋性质后,土地永久使用权将转变为70年使用权,并无明显优势。
如果房产再多也不能变现,那么“千万资产”只是一个虚拟的价值。
二,不适应现代小区生活
对于村民来说,以前他们以出租农民自建房为生;搬到“豪宅”后,以出租自己多余的“豪宅”为生,出租房子就是他们的工作,汤换了,药没有换。《南方都市报》报道过:
“一口气购置30台空调,安装在今年5月到手的新房后,阿斌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将房屋全部租出去,轻松月入两三万,不过他算错了,由于改造后的杨箕村同一时间超过两千套房屋放租,租上好价钱的只是少数。
眼下,阿斌只有一件最迫切的事,赶紧将6套房子以理想的租金出租。这7年来,一家人仅靠临迁费维生。”
“‘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好吃懒做,靠收租一夜暴富的村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接过大捆出租屋钥匙的陈永健说,其实房子还真不好租,现在临迁费已停止发放,没有房租就意味着没有生活来源。”
另一方面,回迁村民要适应现代的小区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不少杨箕村村民反映回迁房公示的物业管理费太贵,毕竟他们从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习惯。而且,村民依然维持着以前在村口挂牌、自己拉客的方式出租房屋;一些中年男人喜欢光着膀子在小区甚至电梯里走来走去,电梯里总会弥漫着不知是烟味还是烧纸钱的气味;路边时不时会有狗屎或口痰。
以前就有媒体采访过住在珠江新城(广州的CBD)的回迁安置户,做过详尽报道。问题在于,他们有了单价五万八万的好房子,但是高档小区的高价物业管理费,是他们不小的一个负担;高档小区里的超市和周边物价高昂,他们不得不靠老人的免费公交卡每天坐到很远的便宜的菜市场买菜;随地吐痰、带小孩和宠物随地便溺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不适应城市习惯,引起周围人不满。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为了守住高价却不能变现的房子,他们必须生活在自己不习惯也未必喜欢的环境里。
这算不是算是对“没有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一种讽刺?
三,房产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救赎
然而,这种微讽,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不适,对于“房产”这个我们时代最后也是惟一的“救赎”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择偶市场上,“家有老房子待拆迁”,就足以让无数姑娘奋不顾身;光是这个市面价值就抵得过身家百万了,甚至像杨箕村民那样价值千万,像猎德村民那样价值上亿。这个时代发了疯似的进行房产开发伴随而来的拆迁,给了许多城市底层市民,和部分郊区农民一夜暴富的机会,绝对值得翘首期盼。
除了担心政府不能给到足够多的补偿以外,回迁到高档社区、拥有账面上价值千万的房产,是一个眼皮都不用眨、无庸置疑的好机遇;至于生活方式合不合适,生活水准是不是降低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了。在我们这个充满饥饿记忆的国家里,钱和房子是如此重要,压倒了一切生活品质的需求。
这个,不单是说回迁安置的村民们,说的是大量为了拥有房子而被迫改变生活轨迹的城市人。身边这样的例子无数。买到了“通州福利亚”的房子,每天四小时来回在上班路上,准备两三个充电宝;为了学区房,花了五六百万买个六七十平的二十年楼龄的房子,挤上一家三代,从此过上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一两千块钱的日子;有了房子,但丈夫、妻子、孩子,至少有一个人的工作轨迹是远离房子一两小时的路程的,不是挤在地铁里就是堵在路上……
原本,拥有房子,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但现在,生活,是为了能占据这个房子,只要有了房子,苦也罢、累也罢,都不值一提了。
这些,不仅是因为房子的帐面价值高,更是因为,时下的一切都迅速贬值了。君不见,“上市公司靠卖两套房扭亏,买房12年狂赚16倍”;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年利润,比不上深圳或上海一套市中心的房产;无论做什么实业,都比不上房子来得值钱。房产,不仅是时代最强音,而且是最后的皈依了。
错过了买房的人,一次又一次后悔不迭。后悔到了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再也买不上了,那个价格已经和自己无关了。
如果房子是一种信仰,为了这个信仰,过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上面说的是只有了房子之后的困惑;但没有房子的困惑和麻烦,大概比有房子的苦恼还要大上十倍吧。这意味着你居无定所,找到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难度大大增加,结婚的希望也大幅减少;结了婚的孩子上户口难,上学难……没有房子,甚至基本人权也大幅度削减。
由此来看,我们纵然能找到一些自我安慰的理由,假装文明地批判“城市底层的食腐者”不劳而获,获了也不能融入城市文明,不值得羡慕;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羡慕的。而且,人家也没有任何不对,人家只是运气好而己,只是恰好生活在一个刚好把他们惟一拥有的东西炒上天的时候而己,有什么好批判的?
不管有没有房子,一个把房子作为信仰的社会是出了大毛病的。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极易崩溃,随便一个经济危机,就能让附着其上的社会机制尸骨无存。
这个局,无解。
本文首发于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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