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6侯虹斌阅微闺房笔记
迁改造后的广州杨箕村锣鼓喧天，筵开1500桌，成了“十一”期间的一条大新闻。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重聚在一起，共庆杨箕村民回迁入伙。按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杨箕村村民们个个都坐拥1000万资产。从航拍镜头来看，一千多桌筵席，原本预留的15000人的席位，座无虚席，密密麻麻，整饬如蚁群，视觉效果十分震憾。
杨箕村是广州的的城中村，与南方报业集团比邻而居，许多媒体人就选择了在这里租住，也见证过南方报社的许多故事，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它的故事就带有了一点文人气。
多年以前，杨箕村是许多外地打工者来广州落脚的第一站。里面是密集的廉价而简陋的农民自建房，在这里，因为房屋密度极大，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但它又偏偏离地价最高、最核心的CBD珠江新城很近，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还是多条地铁的交汇处；于是，它在2009年成为广州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之一。
大家对这些未必都感兴趣，关注点全都在于：这些农民，就是通过拆迁房成为了千万元户！这不正是打《没有了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脸吗？是的，无需奋斗，他们就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的房产，他们怎么是无家可归呢？你让那些在北上广苦苦奋斗多年，半年的工资才顶得上一平方米的房子的白领们情何以堪？
一，小产权房无法变现
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032套（仍有17户因特殊原因尚未完成回迁选房）安置房，面积从32平方米到118平方米不等，平均每栋（户）房屋的回迁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最多的一户分到了20套房。
据杨箕村公布的名单，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278544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按照同地段4.5万元/平方米的楼价，相当于村民户均坐拥800多万的资产。由于房价均价已大幅上涨，现在的估值就是户均千万资产了。
上万个“千万富翁”济济一堂，这种万人筵真是盛世下的狂欢。
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千万富翁们之所以致富，能获得巨额财富，既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突出，也不是因为他们眼光独到、投资有术，更不是因为有冒险精神或投机决策能力，完全是时代的机缘巧合。他们比食利阶层走得更远，更像是彩票中奖一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难怪有文章声称，这些拆迁致富者是城市的食腐者。
说别人是“食腐者”，这样的话多少含有一点酸意。不过，回迁户获得房子，不仅过程与普通白领的购房不一样，其房产价值，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掌控上，确实也有本质区别。
因为，这些回迁房都是集体土地性质房屋（即小产权房），不能转手变现。要把回迁安置房从集体土地性质改为国有土地性质，变成商品房流入市场进行合法变现，需要全体村民同意；媒体报道，目前初步了解村民对这方面的诉求尚未十分迫切，因为一旦转换房屋性质后，土地永久使用权将转变为70年使用权，并无明显优势。
如果房产再多也不能变现，那么“千万资产”只是一个虚拟的价值。
二，不适应现代小区生活
对于村民来说，以前他们以出租农民自建房为生；搬到“豪宅”后，以出租自己多余的“豪宅”为生，出租房子就是他们的工作，汤换了，药没有换。《南方都市报》报道过：
“一口气购置30台空调，安装在今年5月到手的新房后，阿斌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将房屋全部租出去，轻松月入两三万，不过他算错了，由于改造后的杨箕村同一时间超过两千套房屋放租，租上好价钱的只是少数。
眼下，阿斌只有一件最迫切的事，赶紧将6套房子以理想的租金出租。这7年来，一家人仅靠临迁费维生。”
“‘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好吃懒做，靠收租一夜暴富的村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接过大捆出租屋钥匙的陈永健说，其实房子还真不好租，现在临迁费已停止发放，没有房租就意味着没有生活来源。”
另一方面，回迁村民要适应现代的小区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不少杨箕村村民反映回迁房公示的物业管理费太贵，毕竟他们从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习惯。而且，村民依然维持着以前在村口挂牌、自己拉客的方式出租房屋；一些中年男人喜欢光着膀子在小区甚至电梯里走来走去，电梯里总会弥漫着不知是烟味还是烧纸钱的气味；路边时不时会有狗屎或口痰。
以前就有媒体采访过住在珠江新城（广州的CBD）的回迁安置户，做过详尽报道。问题在于，他们有了单价五万八万的好房子，但是高档小区的高价物业管理费，是他们不小的一个负担；高档小区里的超市和周边物价高昂，他们不得不靠老人的免费公交卡每天坐到很远的便宜的菜市场买菜；随地吐痰、带小孩和宠物随地便溺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不适应城市习惯，引起周围人不满。
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为了守住高价却不能变现的房子，他们必须生活在自己不习惯也未必喜欢的环境里。
这算不是算是对“没有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的一种讽刺？
三，房产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救赎
然而，这种微讽，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不适，对于“房产”这个我们时代最后也是惟一的“救赎”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择偶市场上，“家有老房子待拆迁”，就足以让无数姑娘奋不顾身；光是这个市面价值就抵得过身家百万了，甚至像杨箕村民那样价值千万，像猎德村民那样价值上亿。这个时代发了疯似的进行房产开发伴随而来的拆迁，给了许多城市底层市民，和部分郊区农民一夜暴富的机会，绝对值得翘首期盼。
除了担心政府不能给到足够多的补偿以外，回迁到高档社区、拥有账面上价值千万的房产，是一个眼皮都不用眨、无庸置疑的好机遇；至于生活方式合不合适，生活水准是不是降低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了。在我们这个充满饥饿记忆的国家里，钱和房子是如此重要，压倒了一切生活品质的需求。
这个，不单是说回迁安置的村民们，说的是大量为了拥有房子而被迫改变生活轨迹的城市人。身边这样的例子无数。买到了“通州福利亚”的房子，每天四小时来回在上班路上，准备两三个充电宝；为了学区房，花了五六百万买个六七十平的二十年楼龄的房子，挤上一家三代，从此过上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一两千块钱的日子；有了房子，但丈夫、妻子、孩子，至少有一个人的工作轨迹是远离房子一两小时的路程的，不是挤在地铁里就是堵在路上……
原本，拥有房子，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但现在，生活，是为了能占据这个房子，只要有了房子，苦也罢、累也罢，都不值一提了。
这些，不仅是因为房子的帐面价值高，更是因为，时下的一切都迅速贬值了。君不见，“上市公司靠卖两套房扭亏，买房12年狂赚16倍”；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年利润，比不上深圳或上海一套市中心的房产；无论做什么实业，都比不上房子来得值钱。房产，不仅是时代最强音，而且是最后的皈依了。
错过了买房的人，一次又一次后悔不迭。后悔到了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再也买不上了，那个价格已经和自己无关了。
如果房子是一种信仰，为了这个信仰，过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上面说的是只有了房子之后的困惑；但没有房子的困惑和麻烦，大概比有房子的苦恼还要大上十倍吧。这意味着你居无定所，找到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难度大大增加，结婚的希望也大幅减少；结了婚的孩子上户口难，上学难……没有房子，甚至基本人权也大幅度削减。
由此来看，我们纵然能找到一些自我安慰的理由，假装文明地批判“城市底层的食腐者”不劳而获，获了也不能融入城市文明，不值得羡慕；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羡慕的。而且，人家也没有任何不对，人家只是运气好而己，只是恰好生活在一个刚好把他们惟一拥有的东西炒上天的时候而己，有什么好批判的？
不管有没有房子，一个把房子作为信仰的社会是出了大毛病的。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极易崩溃，随便一个经济危机，就能让附着其上的社会机制尸骨无存。
这个局，无解。
本文首发于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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