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记｜权力带来的快乐

我认为，刘邦在中国的帝王史上，其整体作为已经可以排到中上以上了，还不错。

但我经常很犹豫，不知道刘邦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坏的那一面，到底是应该怪罪于专制制度、怪罪于两千年前思想的局限性，还是归咎于其粗鄙自私的品行。我不知道诱捕无罪的韩信，把无辜的彭越醢成肉酱，恩将仇报杀死丁公，是专制统治的必经之路、不得不然的祭旗，还是刘邦的个人发挥？

这一系列在《当代》杂志上连载，评价不错。也希望分享给我的微信读者，得到更多认可。

刘邦系列：一个游侠和他建立的政权（三）

权力带来的快乐

（电影《王的盛宴》中的刘邦，刘烨饰。）

一

刘邦登基为帝之后，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以长安城为都。百废待兴，他一边在修建新的宫殿，一边还要设立各项制度。刘邦把秦朝的仪法都废掉了，都按简单方便的来。这不奇怪，刘邦本来就不是什么很有文化的人，对繁文缛节是本能上的反感；他的那些手下也差不多；即使有些出身较为高贵的六国后裔，多年的军旅生涯，他们也早就厌倦了束缚。

不过，问题就出来了。刘邦因为功多，是被众人推举为皇帝了，然而，他的这个皇帝，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是天下的共主，对于一同征战的诸位将领并没有绝对的处分权。一到上朝的时候，群臣互相争功，到了下朝，吃饭喝酒，大呼小叫，醉了之后，嚣张的还直呼刘邦小名，有的拔剑击柱，看得刘邦心里发凉。

或者，他会怀念起多年前他曾经远远看到过的秦始皇天子囟薄，他曾经随口说过，大丈夫当如是。如今，他坐上了和始皇帝一样的宝座，莫说远远没有人家的富贵和排场，也找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连喝斥都没人听！

这时候，秦朝的儒生叔孙通出现了。他劝说刘邦，他可以征集鲁地的儒生，重新把朝廷上的礼仪整理一下，重拾皇家威严。刘邦还怕麻烦，叔孙通说服了他。

叔孙通和征来的三十多位鲁地儒生，再加上有学问的侍从和弟子，开始在长安郊外进行练习，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排演。刘邦看了，觉得这个难度不大，同意了。于是，不久后的长乐宫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这一套仪式正式启用：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严密又清晰的规矩，把诸侯王以下者，全都震住了。没有按规定做到位的，礼仪官把他赶出去，大家只得小心翼翼奉行。刘邦大为得意，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同理亦有刘太公的册封。皇帝回到栎阳后，每五日就要去朝见太公，有一个识眼色的家令劝太公应认清自己的位置，太公不过是臣子，儿子才是真正的主子。后来上朝，太公就抱着扫帚，迎进而不敢为先，倒退着走，以示崇敬。刘邦吃了一惊。太公表示，你才是天下的主子，不要因为我乱了你的法度！刘邦非常高兴，尊太公为太上皇。

刘邦终于在这些细节当中，品尝到了帝王的快乐。

（《楚汉传奇》中，刘邦迎娶吕雉）

虽然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上，新生的汉朝有许多方面是承袭秦制的，然而，秦朝不是一个适宜效法的对象。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已经成了一个极为残暴恐怖的军国主义国家，到了秦始皇时期，就更彻底了。学者吴稼祥在《公天下》中的这一段话值得参考：

秦始皇的一元化政策，不仅全面，而且彻底，首先是“时空一元化”，即“空间一元化”和“时间一元化”。所谓“空间一元化”，是指废除夏商周三朝的“五服制度”的西周的“封建制度”，对天下实行无差别的等距统治；所谓“时间一元化”则指统一纪元，不从始皇帝开始，后世记数就行，至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而不再有诸侯纪年。其次是“政治一元化”——一国一制（郡县制）和一帝一民。一民，就是全国百姓一个身份：黔首，即戴黑头巾的小民。为此，始皇帝铲平一切阶级差别，把六国旧贵族和富豪12万户统统变成“黔首”，并迁到首都咸阳，加以监视居住。再次就是“技术层面的一元化”（即度量衡统一，车同轨，书同文）……最后是“思想一元化”……

然而，如此强大的秦朝，才15年就灭亡了。刘邦就是这种暴虐制度的反抗者，他对秦制是有一定理解的，他必定会吸取教训。别的不提，政治一元化，他就绝无可能实施，因为他只是这个政治联邦的首领，而不具备像秦始皇那样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秦帝国的灭亡，并不仅在暴虐，还与秦帝国的政权合法性有莫大的关系。秦帝国是以鲜血和拳头打出来的天下，但它却不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自愿服从，二是永续可用。（吴稼祥语）秦始皇本人有莫大的武功，他可以强制服从，换了子孙呢？秦帝国的统治是没有神圣性可言的。

（偶像剧《王的女人》中的韩信，田亮饰。）

而刘邦，我们都知道，他在起兵之初就造出过许多谶语，在《史记》中记载的就有：

刘媪（刘邦的母亲）曾经在大泽之陂睡着了，梦见与神交合。此时雷电晦冥，刘太公看见蛟龙在她身上盘桓。不久有了身孕，生下刘邦。

刘邦经常从王媪、武负那里赊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很奇怪。

一位卜者分别看了吕雉和两个孩子，都说极为富贵，再看到刘邦，老父说，“夫人和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秦始皇帝常称“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就是自己，就躲在山泽岩石之间。他的老婆吕雉和一些别的人想找他，都能找到。刘邦很奇怪，吕雉说，你呆在哪，哪里上面就有云气。

范增劝说项羽：“我令人望刘邦之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一定要把他赶尽杀绝啊。”

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祖斩蛇”，借机声称自己是赤帝子。

……

（《楚汉传奇》中的韩信，段奕宏饰）

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他自己假造的，又有多少是汉代时民间替他附会和打圆场的，恐怕是天知道了。但至少有一点，“沛中子弟听说这样的事，都想归附他。”说明他在这些预言或者异相当中，成了最大的得益者。

而在刘邦登基后，刘邦作为“天之子”，君权天授，就取得了政权合法性。刘邦的胜利，固然与他善于笼络人心有关，然而，他制造出来的这套理论体系却十分有效，连韩信都说“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就是刘邦及其家族统治合法性的“里子”。

而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礼仪，明确了尊卑有序，保持了帝王家的威仪，令刘邦十分受用。这，则是刘邦作为帝王统治享用到的“面子”，表里结合，其后两千年都大体延续了这一套程序，只是略有调整。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西汉的政治模式有一个总结：

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到公元前1到2世纪，汉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权威受到公认的行为准则制约的官员效忠于他。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虽然它有种种弱点和不足，或者有时中华帝国被某个外夷所败，但这个形式的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

当然不能说刘邦就完成了这个过程，但他已经把这种制度的绝大部分给夯实了。

就这样，刘邦从一个讲义气，有肉大家吃的游侠，转变为一个集权国家的君主。

（《战神韩信》中的韩信，焦恩俊饰。）

二

一个新的帝国建立起来了，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该赏的赏，该杀的杀，宫室也建起来了，规矩也立起来了，已迈入老年行列的皇帝，似乎也该享享清福了。

在秦朝暴政和连年战争之后，刘邦没有再可着劲儿折腾，而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约法省禁，田租减轻，十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天子没有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有的将相出门也只能坐牛车，漕转关东粟来补给中都官，每年也就数十万石，民间的负担不算很重。到了惠帝、吕后期间，休战多年后，老百姓终于不至于饿死了。说实话，即便他还想压榨，老百姓身上也挤不出什么油水了。

有时想想中国人真是可怜，上面一段歌颂高祖泽惠黎庶的文字是意译自《汉书·食货志》里的，里面还有一句夸奖：“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原来，允许老百姓卖子女还是一项德政！大概在极度饥谨之年，这种举措能多活几个人吧。

不过，平静背后总是潜藏着危机。接下来，刘邦陆续碰到了异姓王的造反。

虽然后世看来有些纯属刘邦自己杯弓蛇影式的猜疑，但我们把角色如果转换成刘邦，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就是燕王臧荼反，楚王韩信反，韩王信反，赵王相贯高反，代相国陈豨反，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反，燕王卢绾反……弄得他年老体弱了，还得拖着骑着马奔波在战场上，还得防着后方的那些大臣会不会也趁机叛乱，累死人了也么哥！

过去，在长达八百年的周朝里，除了上点小贡，诸侯王没有对周王绝对忠诚的义务，尤其到了战国的中后期，枝强干弱，“战国七雄”这一类的国家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所以学者经常说，“春秋无义战”，谈不上忠不忠，鸡毛蒜皮的事就开个战，主脑周王朝自身营养不良，没有什么公信力。秦帝国太短命，所以，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忠君”还没有被写进每一位臣民的DNA里，刘邦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各为其主”，也因此而放过了蒯通这样的人。当时所谓的叛乱，并没有像经过两千年忠君观念熏陶的我们看来那么令人吃惊，道德上也没有多严重的问题。

刘邦曾经是游侠，游侠是自立法度的，当初他追随张耳的时候，也许羡慕的就是这一点；然而，现在，刘邦自己就是法度。他需要别人的效忠，而绝不允许如春秋战国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潇洒。是的，他必须背叛从前的自己。屁股决定脑袋，开国皇帝无一不是如此，平民时支持造反有理，称帝后四处剿灭造反；在野时造谶起家，登基后严禁造谶。

刘邦先是逼死了齐王田横。他为了招徕田横，禁止郦商报田家的烹兄之仇，又派使者发话，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虽欲守在岛上为庶民而终不可得，不得不自杀，五百士亦随之自杀。

（徐悲鸿作《田横五百士》。）

此时的刘邦，思维方式已转换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频道了。如果他还当自己是游侠，理应赞许田横的不事权贵、逍遥游于天下的态度才对，理应赞同手下的将军郦商“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才对。

如果我们对人心更多一些了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以宽厚著称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以后，为什么会着手诛杀功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善和恶是同一的，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事实上，哪怕从利益权衡上来说，那些异姓王们又有几个是真心想造反的呢？多数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反。而刘邦，又何尝愿意在六十岁左右还跨马出征，而不是在后宫享受温柔呢？这些王的特点就是：有兵权，有实力，军功大。即便这些异姓王什么也不干，他们的势力终归是心腹大患，不得不除。

（《鸿门宴》中的韩信。安志杰饰。）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1950年，美国的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囚徒没法沟通，即便可以沟通也不一定相信对方；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结果，这场博弈中双方参与者都选择了背叛对方，二人均服刑8年。结果证明，理性选择之下，双方都选择了互相背叛，都不是最优选择。

刘邦的情况同样如是。他与诸侯王互相不信任。假设双方都相信对方的忠诚，他们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但假设有一方先背叛，另一方就死得很惨；与其这样，不如双方一起背叛，一起开战！

事情果然是朝着“囚徒困境”的模式走去。刘邦最忌讳的要数韩信。一开始，有人说韩信要反。韩信一心想澄清自己的忠诚，还特意取了钟离昧的人头去取悦刘邦，结果陈平劝刘邦假装游云梦泽，擒住韩信，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第二次，韩信已有反意了，舍人上告，吕后假装召见，萧何又来信劝说，韩信勉强前去，结果被杀死在未央宫的钟室里。刘邦回来后听到吕后报韩信的死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且喜且怜之”。虽然下手的是吕后，但刘邦仍然掩饰不了高兴。

（《楚汉传奇》的彭越，封王之后，无辜被剁成肉酱，诛三族。）

韩信真的有心造反么？未必。正如蒯通对刘邦所说的，“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真想当皇帝的话，早在韩信当齐王时就可以想灭谁就灭谁了，何必等到今日？韩信的恃才傲物讨人厌，又有政治幼稚病，最终造成了这种身死族灭的局面。

可退一步说，换一个不政治幼稚的吧，功劳大到这个份上，刘邦的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

接下来的就是梁王彭越了。其实也是些鸡毛蒜皮式的小事：代相国陈豨反，刘邦想征彭越的兵，彭越自己不想去，就让手下派兵去应付，刘邦气坏了，彭越打算亲自去向刘邦谢罪。有人劝彭越不要去，危险，还是反了吧，彭越不肯。这时，却有个犯了罪的太仆上告说彭越谋反。刘邦派人抓了彭越，查不到证据，又赦免了他，发配到蜀地。很巧，发配的路上彭越碰到了吕后，他哭着说自己没有罪，也不想谋反，想回到昌邑。吕后好好地安慰了他，带着他一起到洛阳——一回来，她就劝刘邦：“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吕后命人告彭越谋反，夷灭了彭越宗族，并把彭越剁成了肉酱。

你看，全无反意的彭越，落的下场就最惨，就像那个沉默的人最终获刑10年一样。

灭楚的三大功臣里只剩下英布了。他收到了赏给众位诸侯的彭越肉酱时，当真吓得不轻。英布悄悄令人聚兵，候伺在旁郡以备急，其实暂时还没打算有进一步的举动。不曾想，他因为得罪了中大夫贲赫，为贲赫所密告，他若再不反，更无活路，遂反。刘邦亲自来讨伐时，问英布为何反，布称：“欲为帝耳。”如果把这理解为英布真有那么想当皇帝，那就想多了。那不过是临阵时激怒对手的一种方法。

刘邦果然很愤怒。这个时候，想必他会有“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反我”之类强烈的情绪涌现，想必他也不会记起来他当初是怎么杀韩信和彭越的。也就是说，他一边视“我负天下人”为理所当然，一边又会对“天下人负我”这一点极度震惊。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裁决他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而别人又有对他服从的绝对义务的时候，恭喜，你已经成功地蜕变成一个极权君主。刘邦终于在他老年的时候，实现了这个跨越；惟一欠点火候的，是他还常有“不忍”、“怜之”、“泣”这些举止。这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天性仁厚、宽容的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在需要时，把无辜者醢成肉酱。

（《楚汉传奇》中，刘邦与英布谈心。后来，封王的英布（胡东饰）被诛杀。）

三

有时真不好理解，刘邦这样一个底层小吏，虽然也算得上识文断字，但四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带兵打仗，五十三岁登基做皇帝，他从哪里来冒出来的这种超越性的政治智慧？

看《汉书》，觉得当了皇帝的刘邦有时也挺无奈的。制度始创，他的帝王权威仍然受限，宫廷—军功集团—诸侯王三方权力互相制衡，地方诸侯王固然可以令他寝食不安，朝廷中的军功集团也可以与他柔性对抗。英布谋反时，刘邦正生重病，不想见人，正躺在一个宦者身上；樊哙带着大臣闯进来了；结果，病中的刘邦还得出征杀敌。他知道吕后阴狠冷酷，想改立太子，可一群臣子以家国大义来劝刘邦不能废储；他甚至预知最爱的儿子如意将会被吕后弄死，他派出周昌辅佐、尽了力也没能挽救。

刘邦也必须服从于大局，或曰，集体决定。

可以说，这些无奈，正说明，身为帝王的刘邦仍然有着行为边界，他在尽可能地约束自己。

如果不自我约束，会怎么样？

《汉书》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御史大夫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却撞见刘邦和戚姬搂在一起。周昌不好意思了，赶紧走，刘邦在后面追。刘邦追到周昌了，一把拽过他，骑在他的脖子上，问他：“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周昌仰着头说：“陛下也就是桀纣这样的暴君罢了。”刘邦笑了，放过他。但是，却由此最敬畏周昌。

补充一句，周昌是一个刚直强硬，又敢说话的人，自萧何、曹参以下，都很怕他。

充满画面感的一幕，我却看得心惊胆战。在前面的文字里，我一直在试图叙述刘邦成功的原因，他的重要优点就是听得进别人意见，又有敬畏、有节制、有自知之明，作为君王，这就难能可贵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被下属撞见他和情人亲热以后，不是赶紧遮掩一下，而是追上去，骑在下属的脖子上，还让下属评介他是不是好皇帝。

刘邦的脑子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周昌在这种情形之下说刘邦是桀、是纣，真不冤。惟一的解释是，皇帝刘邦已经开始目空一切、超越所有人情世故，惟我独尊了。史书上那么多皇帝的淫行，开放得令今人匪夷所思，如今想来，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可以无所拘束了，甚至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作了神。

幸好，刘邦并没有在这种虚幻的感觉中滑太远，他被周昌骂了之后，醒过来了，用笑来打了圆场；知道这是自己的不对。还有一次，樊哙带着大臣闯进来，撞破刘邦和一个宦者睡觉；樊哙哭着指责他，他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可是，如果这不是还算仁厚开明的刘邦呢？毫无约束的君权，又该疯狂到何等地步了？

（《鸿门宴》中的樊哙。陈小春饰）

（《楚汉传奇》中的樊哙 。康凯饰。）

四

现在，我们很喜欢强调制度，的确，在权力集于一身的帝王统治下，有史记载的几百位皇帝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哪怕是最仁慈的汉文帝、宋仁宗，最开明的唐太宗，最强悍能干的汉武帝、康熙、乾隆等，身上都有某些明显的道德瑕疵或祸国殃民之举。然而，一旦皇帝要坏，就可以坏到惊天地泣鬼神，底线跌穿十八层地狱，令人无法直视。在同样或者说近似的制度之下，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领导能力差异一样会大到令人吃惊。

所以，我经常很犹豫，不知道刘邦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坏的那一面，到底是应该怪罪于专制制度、怪罪于两千年前思想的局限性，还是归咎于其粗鄙自私的品行。我不知道诱捕无罪的韩信，把无辜的彭越醢成肉酱，恩将仇报杀死丁公，是专制统治的必经之路、不得不然的祭旗，还是刘邦的个人发挥？

不要忘记了，刘邦本人，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没有一个宪章一样的总则，它们依据的是各种典籍，各种对皇帝“天意”的揣测；也正因为没有成文法，所以，帝王的阐释权是无限延伸的，可以无穷大。刘邦及其继任者，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方向是为这种独裁统治添砖加瓦，给人民巩固牢笼的；臣子和士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协助主子、匡正主子；而庶民们，则应该乖乖地被奴役。而在日臻严密的制度安排之下，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居然都对这种安排安之若素；看到这些温驯的中国人，总让我想到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的判断：“人们需要一个领袖，希望服从。”

（《战神韩信》中的张良。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并能审时度世的传奇人物。）

制度是人制定的。大概在刘邦建国的两千年后，大洋彼岸有一个国家，他们宣布独立，在他们的《独立宣言》上有这样一些话：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以此为基础，他们国家的缔造者制定了一系列细则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也就是束住了自己的手脚。

——如我们所知，那个国家就是美国。这个《独立宣言》，过了两百多年，世界变化如此之大，它除了个别细节的修正，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令人心生感叹。

当然，也有人说，秦汉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理念，过了两千多年，世界变化更大呀，它们也没有变，仍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呀。这么一想，真没错。我觉得更悲哀了。

刘邦之死，亦意味深长。他在攻打英布时，为流矢所中，回来后病得很重。吕后找了一个良医，医生看完病说，“这病可以治好。”刘邦骂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意思就是说，我的命是老天的安排，是死是活是老天的事，轮不到你医生来管。刘邦没有让医生看病，赏了他黄金五十斤，让他走了。

刘邦确信自己代表了天。他也确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代表了天。他死的时候，或许还有一些遗憾，但他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是不再有焦虑的，他相信自己开创的这个新帝国可以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安排好了，刘邦很放心，所以对死亡没有畏惧。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完成了赢政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踏过他的尸骸，继续前进，仿佛要走永恒那么长。

（戚夫人表演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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